“5月份组织合唱团参加区职工文艺汇演，6月份规范化建设，7月是厂务公开职代会星级创建活动……”盛夏如烤，在王彦平办公室一见面，他就掰着指头逐月数。

王彦平现任西安市太乙路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及该街道商贸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而在3年前，他根本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

“背包工会”

2007年1月的一天，王彦平作为西安市碑林区总工会首批招聘的8个组织员之一，兴冲冲地去太乙路街道办上任。

一上任，他就从头凉到脚。除了乱七八糟的一堆文件，上班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每次上班，王彦平只能在别人办公室的一个长条凳上将就，有人过往还得站起来让道。他这才知道，街道工会一直没有专人，很多工作还是空白。

“原来以为工会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上传下达，组织文体活动。”王彦平回忆。

更出乎意料的是，偌大的街道只有42家企业建会，会员仅671人。当时区总工会交代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工会。王彦平专门买了一个背包，装进全部手续、资料，独自一人到街上挨家挨户跑私企。包在背上，他常常有种背着整个街道工会的感觉。而真正的艰难这才浮现。

找了一家稍大点儿的公司，通报进去，话传出来：“先在外面等着。”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终于见了面，老板还满脸的抵触：“以后来要预约，这次只有10分钟。”王彦平尽可能调动自己的所知说服老板建会，还特意从老板的角度算了一笔建会可以省钱的账。不想老板一脸冰冷：“我宁愿多交钱，就是不想建工会。”

回来的路上，王彦平无比沮丧。他想起了在沙漠中顽强生长的胡杨林，想起了不畏千难万险洄游的三文鱼，又给自己打气：“他只要以后建会，就算是给我道歉。”

街道上的企业全部是小而分散的私营企业，每天跑3家就累得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当时他月工资760元，一个月下来，坐公交车的钱就占去不少，而有的企业跑十几趟也不一定成功。

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他想到了与工会有代收工会经费关系的地税所。“每月上旬，企业都要到所里报税，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宣传呢？”他想。

经过一番争取，王彦平被允许带一张小桌到地税所。开始，企业不理睬、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有人以为建会就是为了收钱，居然对他发火：“你们工会是不是穷疯了？”王彦平除了解释政策、宣传建会的好处，其余都只能默默咽下。地税所中午不休息，王彦平也不休息；不停地耐心解释，嗓子变哑了，含着药片继续说……几天下来，受到感染的地税干部们主动来帮忙，替换他去吃中饭。

就这样，建会的档案在背包里越积越多。到现在，建会企业达到687个，工会会员7995人，都是当初的十几倍。

如今，他所在的工会已升为总工会，专职工作人员增加到4人；两间新装修的办公室里，现代办公设施一应俱全。但王彦平还小心藏着那个包，“有时候拿出来看看，再难的事情就显得不那么难了。”他说。

“不纯粹是钱的事”

尽管上级工会有机构专司职工维权，但只要职工找上门来，王彦平都热情接待，千方百计给予帮助。

有一次，辖区一家私企的工会主席邹松梅找王彦平投诉。原来，企业在创办过程中十分辛苦，邹松梅等经常加班，老板为鼓励大家，曾口头许诺将来有了效益会分红。但因为种种原因，分红并没兑现。邹松梅对此很有意见，与老板发生了冲突。没想到老板不经商量就突然通知她交接手续：“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在先后经过7次电话预约后，王彦平终于和该私企的一位副总坐在了一起：“第一，她是合法选举的工会主席，随便开除违反《工会法》；第二，不经必要手续辞退职工，违反《劳动法》。”对方无法反驳，只有允诺恢复邹松梅的原职。

第二天，邹松梅恢复了工作，但月工资却从4000元被降到1500元。她又找到王彦平，表示工作已没有办法干下去，要求企业给予她两年的加班费、补偿金等共计3.1万元，而老板只答应给1万元。

王彦平分析后给她出主意，先接下1万元，然后申请劳动仲裁。在他自始至终的帮助下，3个月后，邹松梅如愿拿到了自己要求的补偿。邹松梅要给他和街道工会送锦旗，王彦平真心婉拒：“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但更多的时候，职工与企业的争议并不是鱼死网破的那种。王彦平慢慢摸准了规律：“大多数事情都很小，往往不纯粹是钱的事，而是双方在憋劲，这时工会出面做个沟通，双方都退一步，老板维持了面子，员工也顺了气，事情就解决了。”

“AA聚会为了安抚心灵”

王彦平以前在市里一个单位工作，后来机构改革，他选择了“下海”。总体上说，工作压力并不大。但到了工会，他陡然发现，面临的心理落差和工作挑战前所未有。公益性岗位的收入，一年一聘的状况，办公条件的空白，心理上最难平衡的是到处求人，经常无端遭受白眼、甚至故意刁难；在工作上，面前几乎是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做起、怎么做。

“人家认为你是临时工，眼神里的东西你能读出来，所以很灰心；工作任务很重，工会工作不懂，怎么做又没有方向，所以很迷茫。”王彦平笑着回忆当初。

相对来说，对于工会工作内容的陌生是最好解决的。除了认真参加培训，王彦平买了工会方面的书，去图书馆查看相关报刊，写了数量可观的笔记。不长时间，他去企业宣传组建工会时，就能用自己的语言，给人家讲政策，帮人家算经济账。

最难适应的是工作不被理解：“白天在外面给企业做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又给自己做心理疏导，经常独自散步，扪心自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组织员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从拥有这份工作的兴奋、感恩，迅速坠入对工作的茫然、对人情的敏感。

首次尝试组织员制度的碑林区总工会对此十分清楚，因此每十天或半个月，区总就召集组织员开例会，鼓励、交流、解疑释惑、下达任务。这个会对组织员们相当实用，但他们觉得还不够，有人小心提议会后找个地方聚一下，没想到一呼百应。

每人凑10多元，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我们把这叫AA聚会，大家畅所欲言，七嘴八舌，说出心中的苦闷，也讲面临的具体困难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然后互相打气、出主意，其实这更多是一种心灵安抚，通过交流，把困难都化解掉了。”

AA聚会差不多坚持了一年，王彦平几乎场场不落。现在，参加聚会的8位组织员，全都成了工会工作的骨干，但聚会却搞不起来了。“那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有激情的时候。”王彦平很留恋。

2009年5月，西安市总对新录用的326名组织员进行培训，王彦平应邀去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结果反响强烈。而他发现，最打动学员的正是他当初艰难的心路历程，而那段时光也化作了今天成就感的最大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