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我接到老友刘蕴秋的邮件，告知我李光新去世的消息。李光新是我的师哥，其实我们俩同岁，只不过他比我早进延安汽车修理厂两年，都在一个师傅门下，自然要以师哥称呼。

1971年12月，我离开延长县，和众多知青一起，走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的大门，被分配到热处理车间。这是一个小小的班组，当时算上我，也就四个人。一个师傅，带三个徒弟，大徒弟便是李光新，他是从宜川来的北京知青。师傅李有财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人称“老黄牛”，平时不多说话，就是说话，那声音也总是在嘴里喃喃着。他带徒弟，只是让你照着他的样子做，讲不出什么道理。实际上，热处理的许多门道，都是李光新教给我的。

还有一个徒弟叫张素英，是个女知青，遇到热处理要三班倒的时候，师傅带着女徒弟上白班或中班，那大夜班就是李光新带着我上。算起来，我跟着他的时间，倒比跟师傅还要多。说实在话，我不是一个好工人，学技术脑子不灵光，手也笨，比如说用铁丝捆零件淬火，我费力巴拉地捆好一个，李光新的脚下已经摞了一堆。但我心存感激的是，他从没有笑话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教我。

有一次上夜班起渗碳罐，由于车间狭小，烧得通红的铁罐起出来就放在身边。我在起吊另一个碳罐的时候，力量过猛，身子不由得向后倾，没留神一条腿挨到了铁罐上，裤脚顿时就起了火。当时我吓得有些发懵，李光新扑过来拉开我，奋力把我腿上的火扑灭。虽然没有被烧伤，但一条裤子算是报废了。我有些沮丧，认为自己实在是太笨了，但对光新的救助，却是铭刻在心。

我很羡慕光新，他只比我早进厂两年，可已经是热处理的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能拿得起来，像刀具淬火这样高难度的任务，也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由高速合金钢制成的铣刀，需要进行氰化处理，将氰化钠放到坩埚里加热到800多度，化成通红的溶液，把刀具放置其中，渗入碳和氮原子，然后在柴油里淬火。这个活儿，对时间和温度的把握尤为关键，稍有不慎，刀具就有可能报废。当时厂子里设备落后，没有检测仪器，所有这些全靠李光新目测判断。若在外边的大厂，这肯定是高级技工的专利，可在我们厂，却被一个小徒工给拿下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眼花缭乱地看着他在炉前奔忙。我总认为，光新对于钻研工业技术是有天分的，平时他拿着“铁碳平衡图”看得津津有味，而我直到离厂，也没弄明白个子丑寅卯来。

在大修厂几百号知青当中，光新是很突出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技术全面，踏实能干，还由于他的热情与活力。年轻时的光新脸上就总是带着微笑，很少见到愁眉不展的时候，在我印象中，他没有因私事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他在班组干的活最多，却从没有在待遇上要求过什么。

光新在体育方面是个多面手，排球、足球、羽毛球无所不能，是厂队的主力，他经常以一些精彩漂亮的动作获得满堂喝彩。凡是有他出场的比赛，围观的人就格外多，欢呼声和笑声也特别响亮。

1973年，我考上了西安美院，可能在第二年，光新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我们都离开了延安。在学校工作了几年后，我调回了北京，而光新则一直留在交大。直到30多年以后的聚会上，我们才重新见面。

关于光新的去世，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都知之不多，只听说他一日突然感觉很累，便躺下休息，谁知这一躺下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斯人已去，我忘不了那段和师哥在一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