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在西安市临潼区打工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湖北省总工会已经介入调查，启动了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见8月1日《武汉晚报》）

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快完善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长效机制，及时妥善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然而，农民工讨薪被殴再一次凸显出农民工维权的弱势。

首先，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纠纷和劳资矛盾，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惩罚，那么法律的权威和社会公众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将会受到巨大影响。

其次，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无论是表现为“36计走为上”，欠薪逃匿“躲猫猫”；还是采取“鸵鸟政策”，匿财不出，死赖活赖；甚至对讨薪者打击报复，都已经超出了道德范畴，而是涉嫌犯罪。

其三，现行法规不足以震慑“恶意欠薪”违法行为。《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支付令制度，但是在实际中，很少有职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是通过‘支付令’这种手段来解决的。企业拖欠工资数额动辄达上百万、上千万元，却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折射出“恶意欠薪”违法成本低、惩处力度弱的执法软肋。

无论是增设“恶意欠薪罪”，还是采用其它办法，总之，严惩恶意欠薪，必须尽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