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这一回我是掉进坑底了。1983年秋天，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当天出版的报纸，不知是谁放的，但我知道，这是不祥的物件。我拿起来，上面第四版是一整版批判我的文字，传言变成了事实，是祸躲不过。我眼前发黑，脑袋嗡的一声，面前的这张报纸像一张巨大的电影幕布，上面的字都没有了，有的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一切！

最早的根源是一场家庭纠纷。这种纠纷，放到今天几乎不可能有人关心和过问，只是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而我就成了精心寻觅到的活靶子。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高中毕业就下乡下工厂，在底层摸爬滚打12年才遇上读大学的机会，自当珍惜。虽然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但书是好好读的，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时候好好搏一下。就在这个背景下，毕业前不祥的苗头通过一件又一件事露了出来……先是一张有影响的群众团体的大报的“群工部”打电话约我谈话。到了编辑部，两位岁数不小的女编辑关心起我的家事，还再三询问：“您在信件和日记中说过，爱情是需要更新的吗？”我不明事由，回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话是鲁迅说的，在《伤逝》里你会找得到。”两位对我的回答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是不祥之兆。

过了两天，接到因写诗结识的好友高伐林的电话：“延滨，你要有思想准备，有人搞了你的内参。”在那个年头，这几乎就等于医生对你说：“你得癌了，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好友高伐林要救我，冒险与我相约，交给我一份复印件。内参是这样的基调：获奖诗人叶某人宣扬爱情必须更新的资产阶级腐朽世界观云云。与此同时，这张报纸公开开展“爱情必须更新吗”的大讨论。怎么办？我知道在一场运动中不幸被选中当靶子了，困兽犹斗，我不能坐等受辱！我找到了学院领导袁方同志，她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大姐。袁方同志亲自带着有关材料到相关领导机构去澄清事实，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她说：“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邵燕祥的诗人是我的同事，我没能保护他。现在我会尽力保护我的诗人学生。”经过努力，那家报纸批判“爱情需要更新”的活动无疾而终。虽然公开的批判停止了，但出于维护某些机构的体面，我不能在北京就业，必须到外省工作。（写到这里，我向袁方大姐在天之灵致敬！在我毕业后最困难的时候，她把我写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法国卖了版权，给我寄来6000法郎。她还向我道歉，说没能把我留在北京……）

在同年级的毕业生分配工作两个月后，学院派出系主任杨田春将我送到了那个省城。在省文院秘书长黎本初的办公室，杨主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如接收我有困难，他将带我回学校。黎秘书长表示愿意接收，完全没问题。他们俩热情地握手，我想，移交“战俘”的任务完成了，希望战争结束……

现在报纸就在手上，而且还有一家杂志用半本刊物的篇幅搞了个像批“三家村黑帮”的规模来批判我。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没有点名，但所有的暗示都指向我。两年来从北京到省城，朋友相帮，老师相救，最后我还是掉进“阶级斗争”最常见的“抓典型”这个坑里了。我必须冷静下来，摸清这“坑底”的样子：杀不了头，坐不了牢，最多开除，真开除也不易，这里没一条“现行”，只有言论与思想。连日记和通信都公开了，也就摸到底了，不就是羞辱我，让我没脸见人嘛！到底了也好，也就踏实了！

二月河有句话说得真好：“人生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那些少不更事的日记和书信都被拿来当成羞辱我的利器公之于众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掉进坑底只有一条，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了，你必须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信心就是两句话：不可能更糟了，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里。一是不可能更糟，这就是希望，就是翻身的起点；二是你的命运在自己手里，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心，这就是向上走的原动力！

我知道，整个机关这个时候都看着我，我暗暗地说：放心吧，我不会是这个院子里秋天的落叶。报纸上那个批判我的人化名“秋风”。

在这些看着我的眼睛中，有一双眼睛，她看着这个从北京发配来的大学生，读完批判他的报纸后，静静地放下报纸，一个人走出机关院门，一个小时后，又回到院子里，理了发，手上还拿着一个包子，边走边吃回到办公室。这个人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

她不知道，在理发之后，吃包子之前，我还办了一件事。我过了马路到对面的省报大楼，找到了群工部部长：请转告总编，我要求报社对此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布。3年后，我被任命为刊物的副主编，分管的上级领导握着我的手说：不要再提调查报告了，本来也没有点你的名，任命就是组织上最后的态度嘛！

是啊，这就是人生，你从坑里爬出来了，而那个坑一辈子没有帮你填上，让你常常回味掉进坑里的滋味，让你当心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