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引用尼采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是完全相反的：后者距离愈大，成像则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这是社会的“透视学”，历史的“透视学”。验以屈原，可谓确论。

诗人余光中写道：“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每当观端午龙舟竞渡，听桡声鼓声人声，把一条条江抬起，我就仿佛感觉，这龙舟是从千年的历史河道划来，是在文化的航道里竞渡。龙舟——已成为一个民族纪念一位不朽精魂的恒久载体。无论粽子的清香、艾蒿的苦涩，已化作千年习俗，诗人的遭际也进入“冤屈”这样的词语化作典故，我就认定：端午是充盈文化的节日，是弘扬民族精魂的节日。

西陵峡中诞生的这位命运多蹇的诗人留下的财富是多方面的：他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干；他的“竭忠尽智”、“恐皇舆之败绩”的忠贞；他的“受命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泥而不滓”的品格；他的“上下求索”、“望崦嵫之勿迫”、“恐鹈鴂之先鸣”的精神；他的“狐死必首丘”、“九死不悔”的决心……构成他爱国爱民命运交响的主旋律。

屈原既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伟大的“爱民诗人”。爱国的内核在爱民，爱国的目的在爱民。“爱国”而不爱民，不过假爱国以“爱己”。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他，不因身居显位而俯首帖耳唯王命是从。他与趋炎附势宵小鼠辈势不两立。屈原痛心疾首的是“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恶之害公”、“方正之不容”，驱之不散的是“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的痛苦。“哀民生之多艰”，正是其诗歌的精魂。“一曲《离骚》山鬼哭”——普通百姓不能从文字上全部读懂他的诗句，却在骨子里与他灵犀相通，情感谐振。如果《离骚》失去了忧国忧民的血性本色，那么屈原就不成其为屈原，人民心中也不再有无限崇仰的偶像，端午节也只好另当别论。

屈原小时在乐平里与乡亲们朝夕共处；放逐后，足迹遍及归州、郢都、溆浦，湘沅、云梦、汨罗，去的全是贫困之地，定然接触到如渔父、长老等许许多多平民。他诗中有关辛夷、芝兰、艾萧的描述，不是今天所谓的作家“体验生活”者所能同日而语的。文学是对人的生存的普遍关照。这个世界永远是好人多苦人多，生活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民”在古代一些统治者眼中不过是“子民”、“草民”、“蚁民”，唯有真正“哀民生之多艰”者，才可能赢得“民”的怀念与崇敬。于是端午节，承担着永远的“民意调查”，铸就千年口碑。“哀民生之多艰”，正是端午节永不过时的话题。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与啸海搜集整理过屈原的传说，收入十多本民间传说的集子，其中一个传说，讲的就是屈原的家乡乐平里有一口曾供屈原整理仪容的照面井，好人到此越照越美，贪官一照成牛头马面。所以至今有“照面井寒奸佞胆”的说法。屈原本人，就是一面灵魂的照面井，人格的照面井。昨日今日，奸官贪吏、城狐社鼠，见了百姓就头痛就腻烦的“公仆”们，在屈原面前不过粪土一抷。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屈原身后300年却并不见诸文字,几乎在史书上消失。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秦兵攻陷郢都，白起火烧夷陵，屈原以戴罪之身、亡国之民、“专政对象”，回天无力，抱石沉江，虽悲愤惨烈，却哪有资格“钦史”留名？他的著作，自然也在被禁被焚之列。直到秦亡汉兴，刘项皆楚，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楚国诗人才得以在太史公笔下“复活”，散失民间的诗章重见天日，屈原的传说在底层悄悄流行。正是黎民百姓保护了屈原及其诗作，使“哀民生之多艰”者得到了回报与慰藉！司马氏一篇《屈原列传》，把传记写成了抒情诗，不是一时的疏忽，正是“屈丝”的良苦用心！

近年来有国家在争端午文化遗产的诞生地，国内一些地方也争所谓的“屈原出生地”，作实用主义的伪考强证，可笑亦夫可悲。屈原文化资源举国共享、全球共享，谁可据为己有！

嗟呼，“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屈原——中国的爱民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