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总在唠叨：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我们不禁追问：老人这一生在进行一场怎样的长跑？

“大米的‘米’字就是八十八，我想我怎么也得干到八十八，写完这个‘米’字。”老人说。

徐一戎，１９２４年出生。半个多世纪来，他主持研究、推广的寒地水稻栽培技术让北大荒的粮食产量迅速提升，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品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他爱水稻，忘了什么都忘不了水稻

“从佳木斯搬到哈尔滨一年了，可出了门就找不到家；到家了不会开门，开了门又不会锁；头一天见到的人第二天就忘了……”老人自己都忍不住笑起来：上了年纪，什么都忘了。

可是有一件事，他怎么也不会忘，也许永远也不会忘。

给稻农们讲课时，老人从不带本子，就拿着三四支粉笔，一讲就是半天。别人问他：您讲课时那些数字怎么记得那么清啊？他回答：我脑袋里没别的，只有水稻。

１９８９年，徐一戎推迟了五年从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正式退休；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又授予他“终身不退休研究员”的称号，经历了无数风浪和坎坷的老人激动不已：“和水稻打交道是我最高兴的事，要我多活几年，就得让我下地整水稻！”

对于自己所深深热爱的水稻，老人有着不停的索求：

“一个水稻品种的产量到底是多少？实践证明，通过改进栽培技术，还能不断把产量提高。”谈起水稻，老人兴奋地比划着，“比如上世纪９０年代引进的‘空育１３１’，最开始的亩产只有４５０斤，可是不断提高栽培技术后，这个品种的亩产能达到１１００斤！”

如今，老人对水稻的研究已不局限于产量，“市场经济要研究‘质’，否则产量再大也没用。”现在，他和他的队伍正在研究如何让水稻更好吃：米饭在入口时舌尖感觉如何？咀嚼时有没有筋道？吞咽时小舌头感觉如何？“我们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老人说。

他爱水稻，因为那是他的智慧和汗水

喜温的水稻在东北曾经是稀罕物，在常年被冰雪覆盖的黑龙江只有零星种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两三斤小麦才能换一斤大米。

１９５４年初夏，已在垦区干了几年的大学生徐一戎被分配到合江试验农场进行水稻研究。“当时啥也不会，书上也没有东北种水稻的内容，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他回忆说。

从此，徐一戎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水稻栽培之路：春天，他卷起裤脚，在冰冷的水田里一站就是一天；夏天，他泡在田头观察水稻的生长变化，烈日剥去了他身上一层又一层皮……

我们已很难算清老人当年为了攻克一个个难关而付出的艰辛，数字记录了他探索的脚步：在５０多年的时间里，他在稻田里累计走了８万多里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他写的论文、笔记和资料共计２３００万字，比四大名著的总字数还多出好几倍。

即使是在人生的谷底，他也没有放弃对水稻事业的追求。在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被遣回辽宁北镇县的老家时，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希望去一个有水稻的地方。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徐一戎攻破了水稻种植的一系列难题：保证了寒地水稻能有计划地安全播种、抽穗、成熟，解决了水稻“旱育不旱、稀植不稀、跑粗走样”的问题，创造了寒地水稻亩产千斤的纪录……

这一切为上世纪黑龙江垦区从小麦到水稻的调整打下了基础，水稻从此在北大荒扎下了根，种植面积由１９８４年的２７万亩增加到去年的１６００万亩，单产也翻了近两番。去年，北大荒３００多亿斤商品粮够一亿人吃上一年，而这其中，凝结了这位老人的智慧和汗水。

他爱水稻，更爱耕作在稻田上的人们

离开大学校园已经６０多年，徐一戎至今还记得，他在《农业经济学》的课堂上学到了“工农剪刀差”这个词。

老人微皱眉头：现在是该想办法来补贴农业了。

老人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几年，他岁数大了，有些稻农担心他的身体不敢找他，为了不连累别人，老人每次去田间地头都在上衣口袋里放上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是自己愿意来的，出了什么事由我自己承担，与别人无关。

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图什么？１９８９年刚刚从农垦科学院退休之后，有农场提出年薪７万元请他去当顾问，可他不干。“我要收了你的钱，就只能在这儿干，其他的地方我就去不了了。”老人撂下一句话，“你要给我钱，我就不来了，你一分钱不给，我照样来！”

老人这一生把钱看得很淡，但他却深知钱的分量。２００８年金秋，他决定把老两口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的钱捐给农垦科学院，老人搜罗了自己所有的１７张存款单，发现离１００万元还差２４０００元钱，他又等了几个月，攒足了工资最终凑成１００万元。

老人热爱耕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次他去农场讲课，一位稻农非要拉着他去坐坐新买的小车：“我这小车相当于是您买的，我得拉您一圈！”听到这，老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位老人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个沉甸甸的“米”字，他的人生也犹如一株水稻，饱经世间风霜，却无私地回报给黑土地。在茫茫的北大荒，徐一戎收获了富足的人生。

（据新华社哈尔滨７月１５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