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挂牌成立，原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去炙手可热的司长职位出任院长，与公务员的级别、待遇、福利挥挥衣袖说再见，转型做起了教授，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

生于河南鲁山县农村的王振耀从政24年。1986年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年后，调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1997年，调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副司长，2001年被任命为司长。2008年汶川地震后4个月，王振耀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在任时，王振耀办的都是一些能切实帮助老百姓的实事：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动村民自治选举，让9亿农民参加“海选”；建立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使以往的清官救灾变为现代救灾；推进孤儿最低养育标准，让那些无依无靠孤儿每个月能领到600元养育费，儿童福利院的孤儿每个月能领到1000元的养育费。

日前，王振耀在接受采访时说：“身份不同了，我现在真真正正是社会中的一员，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发现问题，可以将慈善工作做得更实际些。”目前，他主要领导公益院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的工作。王振耀透露，目前公益院已进行了多个项目的推动工作，而他自己也每天忙着各处奔波、参加论坛会议等，以前当司长时是没有时间参加的。

形成善意的社会压力

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于成长与发展时期，像不久前出现的明星“诈捐门”事件、善款去向不明现象等问题，都是对成长中的中国慈善事业给出的不断挑战，是公众对慈善公信度越来越明确的要求。对此王振耀说：“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整个社会风气要形成一种善意的社会压力。我提出全国的亿万富豪应该每年捐款一百万，这其实是社会对富人、企业的要求。” 而上个月，美国富翁盖茨夫妇和“股神”巴菲特也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至少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

对于这种善意的社会压力，王振耀说：“过去我们贫困时期的习惯是救济穷人等于一种施舍，一种心理上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知恩图报式的回馈，这是不正常的。现在国际上做慈善是抱着一种‘感恩穷人’的态度，他们感谢穷人能够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发泄自己的善心，将慈善家摆在一个低层面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穷人的角度。”此时，王振耀的眼神透露着他的向往和追求。

但这种理想主义的想法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情况，社会上如“职业乞丐”群落的出现，让许多有意做善事的人心存芥蒂，怕上当受骗，对此，王振耀说：“这要平衡地看，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乞丐，在贫富差距甚大的美国更不例外，关键是自己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表示：“现代慈善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外，政府、民间组织为这些乞丐供应饭食，民间慈善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由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一些大的慈善家与慈善义举，但中国的慈善事业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基础阶段，很多要向外国学习。我们该如何开展对本土慈善历史的研究与传播呢？王振耀说：“要进行理念的转型，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发展。”

他表示：“传统慈善模式下，慈善组织数量少，组织规模小，缺乏专业的慈善人员。”我们与外国相比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他说：“美国每年有2000亿～30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平均每个人每年捐善款800～900美元，做慈善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不需要做特别强调和呼吁。”

谈及目前中国慈善的现状及发展，王振耀特别强调了慈善“专业化”的问题。他表示：“现有的美国就业人员中就有10%是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这成为了一种行业，跟我们的公务员差不多。”

目前，我们公众的慈善热情也正在成长。王振耀表示，中国人的慈善热情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是明证，但热情有余，却缺少组织化、专业化的实现途径，往往无法付诸实践。

他说：“中国的慈善组织往往参差不齐，其中不乏个别很有前景的组织，这就需要更多组织、团体间的互相联合与合作；也需要更多专业化人员来保证慈善组织的运行。”他表示，目前他的公益研究所在推动一些项目的同时，也在与一些大学合作，比如哈佛大学、滨州大学，主要研究慈善政策、培养将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学生，他说：“研究院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并非那种一味书斋型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