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6月22日报道，6月中上旬是浙江省高考加分公示期，台州一中有4个考生因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奖获得20分高考加分，其中3人还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保送资格。这四名考生的家长在当地教育、科技、信访等部门担任一定职务。根据调查，目前还没有找到舞弊的实据。但同时，依然有不少人质疑其加分的公正性。这种“一边倒”的社会心态显示，高考加分政策成为一个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标杆。

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屡遭质疑，由此在公众心中产生了一种“习惯性质疑”心理。不论获得高考加分资格的考生是否存在造假行为，是否存在作弊现象，只要其家庭背景有官员因素，有财富支撑，总有人“顽固”地持有怀疑态度，即使是有关部门出面澄清，也难以彻底打消种种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裸考”即取消高考加分的呼吁不时出现。

“习惯性怀疑”心态，是一些领域公众痛感公平缺失的心理折射。事实上，这些年不仅在高招领域出现了一些损害教育公平的现象，如保送生、获奖证书造假等，在其他领域，类似事件同样不时刺痛着公众神经。比如时有发生的不合格申领者获取保障房资格事件，比如官员学历造假和身份造假行为等等。这些尽管只是个别现象，但它们在公众心中留下的阴影却长时间难以清除，它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存在个别造假行为而因噎废食，完全取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考加分政策；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出现官员学历造假现象，就简单废除现行官员选拨制度和程序。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对类似侵蚀社会公平的事件视而不见，任其“泥沙俱下”。

专家的分析和调查结论显示，“习惯性质疑”心理源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备，源于有关程序的不完善。如程序不公开给暗箱操作提供了条件，如具体制度存在模糊和细化不够给违规操作留下了空间，如社会监督的缺位而弱化了有错必纠的力度和速度，等等。

既然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就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补救。因此，如果我们强化公开程序，从相关制度的源头就实行公开，暗箱操作者就很难找得到上下其手的空间；如果我们的制度制定得更加细化、更有操作性，想钻空子的人就很少有机会；如果我们将社会监督引入，即使发生违规行为也可以及时纠正；如果我们健全责任追究，心怀侥幸以身试法者就会大大减少。

一句话，用完备的制度化解“习惯性质疑”，是我们最终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