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统彦因为有技术和技术革新而拥有多顶桂冠（详见下文）。

这令人去思考技术对工人地位、命运的确定和改变是何等的重要，也使人去深刻领会工人的真正含义到底何在。

记得那是1978年春天，中国大陆尚在昏睡与即将苏醒的当口，几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电影进入大陆，为了看这部电影，当时在读初中的我和几个同学从所在县城徒步30公里赶到地委所在“大城市”去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当然是极端好看，而其中一个情节尤令出身工人家庭的我倍感兴趣——钟表匠取枪准备到清真寺和假瓦尔特接头，他知道凶多吉少，于是对徒弟留下几句遗嘱式的话，其中的一句是“好好学本事，什么时候都有用。”

我很震撼，懂得但不理解为何一个人临死之前，要对他宛如儿子的爱徒留下了如此这般的“遗嘱”。

父亲是机修钳工，几近文盲，但手艺很好，时无玩具，他用木头为我做了一把德式“盒子炮”，据一位用过这种枪的长辈说，外形及尺寸与真枪别无二致。

每当我到他工作的车间叫他回家吃午饭，他总会用废金属叫我学习使用锯弓在老虎钳上“下料”，用力不均或者略微不正，锯片就被我折断了，这时父亲很严厉，一把将锯弓拽过去，重新换上锯片，然后边示范边责骂：“一根锯片好几毛，像你这样败家还得了？”我心里觉得他的责骂很可笑，我又不是他的学徒工，再说从未干过这活啊，凭什么一上手就用熟练工人的标准要求我？

父亲因为有技术，总是“恃才傲物”，对他那些浑浑噩噩混日子、身无长技的工人同事深恶痛绝，每当回家吃饭，一家人聚一块，常常听到他对某某作为机修工人却什么也干不了痛加“诋毁”，末了还会把话头转向我，“你听着，以后要学点技术，不要当个工人像头猪，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干不了，只会吃喝。”

当时只有11岁的我，被这“无妄之诃”给骂得莫名其妙，“关我什么事儿？我又不是工人！”心里愤愤不平，但不敢形于色——对于此时的父亲，如果顶嘴，招致一顿胖揍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他经常唠叨的一句话是：“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久而久之，一种价值观也逐步影响了我，这就是父亲作为工人对技术的痴迷和执著，对既没有技术，又不学习的工人的鄙视与厌恶。在他心目中，工人必须有技术，没技术就不配叫工人。

父亲的观念直到前几年才真正使我感到它的“好”，而此时，父亲早已往生了。

某次参与到一家军转民企业“两节”送温暖，了解到了同年进同一个车间的同龄俩老工人同时下岗失业的不同命运，一个靠低保过日子，见人愁肠百结，以泪洗面；另一个被三四家企业以月薪七八千元竞相延请，见到我们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看到二人命运如此迥异，讶异之下，我询诸该企业一位工会主席，也是那两位工人的同事，“这二位差异何以如此天渊有别？”他告诉我：“很简单，同样是车工，一位有高深的车工技术，另一位没有。几十年前，吃大锅饭，日子忒好混，前一位在许多人喝茶聊天打麻将或者回家‘打沙发’时，仍在钻研技术。”

技术对工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这些父辈的遭遇，我是深深感觉到了，所以在采访各地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作时，我把它定义为“大帮扶”，以区别目前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给米给油给钱的“送鱼”式帮扶——相对于提高工人技术技能而言，这绝对是“小帮扶”。

在这一点，李统彦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尽了他作为技术工人个体的责任，他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了120位徒弟，也算是在“授人以渔”方面，做了“大帮扶”的工作。

传统的师徒关系是畸形的，基于人性的自利及防范心理，总是要留一手，但从李统彦的若干徒弟“青出于蓝”的情形看，他似乎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丢在脑后了。李统彦的父亲是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的工人，他进入手扶拖拉机厂当工人，然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想必和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扛着父辈的旗帜，闯出了一条坦途，受这面旗帜的召唤，他自己也在继续书写“父辈”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