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江都药监局局长吕国乐、副局长金道春，于2009年5月26日被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判处徇私舞弊罪，但至今还担任原职务，官照做、工资照领。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江都市组织部门积极回应，两位有罪官员被紧急免职。

当我们还在讶异于吕、金两局长以犯罪之身仍能照做官位的事实时，其实稍作检索就会发现，官员犯罪后仍旧“戴罪做官”或工资照领的新闻并不鲜见——原浙江瑞安市副市长蒋良荣因受贿罪判刑三年后，领了6年工资；海南临高县干部柯某和方某，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刑后，仍保留公职，工资照领；湖北红安县国土局原局长王秉锋因腐败问题，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每月还在国土局领取工资……

事件的来龙去脉陈述清楚后立刻会发现，是非对错当下立判，似乎无需多言。两位被判有罪的局长，所犯之罪与其手中权力息息相关，这样的问题干部，如何仍然能够在位一年之久？以往那些“戴罪做官”的事件缘何能够一再上演？

事实上，整个事件中，一些地方在干部任用制度中的漏洞才是最令人忧虑的部分。而事件能够引起媒体关注，正是源于群众举报。仅此细节，即可说明，放任干部“戴罪做官”的个案，在当地群众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不知道，在群众向媒体举报之前，是否曾试图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又得到了怎样的回答？而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后，两位局长立刻被火速免职，而相关部门关于管理权限、任免程序等等的解释说词，在一夜之间都不成问题了。事件公开前后的处理态度，恰恰说明了相关部门“非不能，乃不为”的真实态度。

客观的不能与主观的不为，互为借口、相互共生，成为当下一些问题始终难以推进解决的关键。当主观上不想为时，客观存在的种种都可作为义正言辞的理由，为“不为”提供依据。这种行政作风，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在地沟油问题上，北京工商局一位官员无视已曝光问题，却道：地沟油提纯成本高，不太可能进入餐馆。比如，在回答“公众感觉政府开支太大了”的提问中，一位官员给出的回答却是，“政府开支不高，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较低”的辩解。一位发改委的官员在谈到房价的问题时说，“中国城市的房价很高吗？东京的银座最高的时候，50万美元一平方米”，并且为自己2004年预测未来10年中国房价要涨3倍的言论被事实证明而自喜。

有时候很是纳闷，在这个网络时代，公众所处的世界似乎总是与个别官员所处的世界存在着割裂。个别官员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沉默甚至反常表态，让人怀疑难道我们真的处于两个资讯系统？对于公众呼声的选择性收听，让一些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借助于其他力量，而正常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却被堵塞。对于问题干部的失察、纵容、包庇，对于公众舆论的沉默、漠视、回避，或可作为“戴罪做官”事件再次发生的一种注解。

事实上，无论是干部任用制度，还是其他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订立的规矩并不少，而是遵守规矩的人太少。一旦没有了对于法律、道德的敬畏之心，所有的显规则都可以被忽视，而潜规则推动之下的社会，必然被金钱与权力所驱使。回看两位局长的“罪行”，不就是被金钱所诱惑，放任手中权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