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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6月9日《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常州的张先生带腹泻不止的孙女到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看病，服过徐莉医生开的一毛钱处方药后,孩子的病很快痊愈。这个一毛钱处方被女孩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

别停留于医德的讨论

□邓 为

从“小处方医生”王争艳到一毛钱处方治好小儿痢疾的鲜活事例，再次印证了小处方能治病绝非孤例。

当然，“一毛钱处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看病都如此廉价。不同的病情，医疗价格肯定不同，但前提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而不是小处方开成大处方，大处方开成天价处方。最让公众纠结和反感乃至痛恨的，正是那种一味逐利的医疗行为。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才让王争艳和“一毛钱处方”成为公众啧啧称道的“传奇”。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医院“对医生的考核更注重的是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医生的综合工作效率才是医院最为看重”的考核方式，是难以催生“一毛钱处方”的。要实现开小处方和合理用药，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作支撑。

我们习惯于批评医生的道德沦丧及职业精神匮乏，相对而言，忽视了医疗制度及医院不合理的考核体制对医生道德滑坡的催化。一个动辄就要求医院、医生每年完成多少经济指标的考核体系，注定了医院和医生只能将生存和利益放在首位。

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医生坦承他可以开小处方，但如果光开小处方，她就无法完成单位的考核，不仅会被指责，而且会被扣钱，连正常的收入也无法保障。对比“一毛钱处方”，要让医生更有道德感，让患者看得起病，让医患矛盾日渐消弭，还在于要有一个良好的考核方式和制度支撑。

复制“一毛钱处方”的前提

□ 刘义昆

在新闻跟帖中，网友们除了对徐莉医生表示敬意、希望这样的好医生越来越多，更关注这“一毛钱处方”是否可以复制。

虽说“一毛钱处方”的出现有些偶然，譬如，女孩此前已经在其它医院做过化验；医生知其已有两种药后，才开了“痢特灵”——如果真正算起来，为治女孩的腹泻，所用花费远不止一毛钱。但即便如此，这“一毛钱处方”还是极为少见。要知道，现如今即使是患个小感冒，也得带个五六百元钱才敢去医院。

“一毛钱处方”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医生应该对每一个病人负责，根据病情开药，多开药不见得就能把病看好，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徐医生的话说明，愿意为患者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应该是医德高尚的。当然，一位医生是否有医德，同时也与医院的盈利模式有关。倘若创收任务太重，即使徐医生想开这个“一毛钱处方”，也会顾虑重重。

再者，医生即便想开“一毛钱处方”，医院还得有这么便宜的药才行。遗憾的是，过去一些几毛钱、一两元钱，疗效又好又快的廉价经典药，如今逐渐消失了。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以药养医”的模式让医院更愿意进贵药、医生也愿意开贵药，另一方面是药品生产厂家为赚得高额利润，也只生产贵药，或者因为某种药品的利润空间缩小，就逐渐减产和停产，更有甚者，将原本的廉价药更改包装、品名后，申报新药，以图涨价。再加上流通环节的层层涨价，几番折腾，自然药价虚高。因而，要让医生开小处方，解决百姓看病贵问题，降低药价是关键。

检查结果互认也很重要。倘若医院不承认其他医院的化验单，即便徐医生开出了“一毛钱处方”，小孩家长恐怕也不会如此感动。遗憾的是，虽然卫生部力推医疗检查结果互认制度，但至今还是应者寥寥。这表明，要减少患者的医疗支出，检查结果互认制度还得推广下去。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充分肯定“神木模式”：“如果县长们都像神木那样想的话，至少1/5的县可以做起来。”是的，如果医生都像徐医生那样想，如果医院愿意并且能够引进廉价药、实施检查结果互认的话，我认为，像“一毛钱处方”这样的小处方应该是可以复制的。

让开小处方医生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

□吴杭民

“一毛钱处方”医生稀少而珍贵，他们眼下生存的土壤不够肥沃。

去年末，在媒体连续报道武汉“小处方医生”王争艳事迹时，有个细节令人回味：王争艳的母校同济医科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医科学府，她的79级同学如今都是各大医院的顶梁柱。2009年，王争艳第一次参加了同学聚会，10周年、20周年聚会时，她没去，因为她的同学大都住着高档房子，开着名车，而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在这个很多人不甘心清贫的世界里，在某些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小处方”医生身处潜规则的旋涡中却能坚守医德，不易，需要抵御很多诱惑。甚至，在某些医院里，医生坚持开小处方未达院方考核指标，不仅拿不到奖金，还要被医院扣钱。如果徐莉正好在这样一家医院工作，我们或许就看不到这“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了。

如何不让那些开小处方的医生吃亏，当务之急是让开小处方医生生存的土壤肥沃起来——在新医改的推进过程中，坚持公益性，应该是公立医院改革中必须坚守的一条原则；在打击行业潜规则的斗争中，有关部门更要狠得下心来，最大限度地铲除药品暴利的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