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年的尝试，中国纪录片市场虽然显现了市场发展的雏形，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近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09年度中国纪录片作品实现了局部突破，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冲动，但规模小，层次低，外向传播较弱，完全市场化的纪录片制作依然处在一种艰难的状态，不管是电视纪录片还是电影纪录片，仅靠市场回收投资还是一个神话。

“中国式困局”

在于生存空间狭小

2000年以来，国际纪录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电影重回电影院，并创造票房奇迹：法国的《鸟的迁徙》、《帝企鹅日记》、《是与有》，美国的《拼词大赛》、《超码的我》、《舞蹈教室》、《科伦拜恩的保龄》，尤其是《华氏911》不仅创造票房纪录，更赢得2004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就在2009年，韩国一部记录老人与老牛淳朴情感的《牛铃之声》轰动了全国，电影院里涌动着感动的人群。

而历经栏目化、频道化、大片化运动，中国纪录片开始艰难的市场转型至今还在路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风云激荡、湖南电视台娱乐出新、电视剧全国竞争、故事片票房飙升的媒介格局里，纪录片的声音显得微弱而且孤单。

和不计其数的电视娱乐节目及电视剧争抢观众，显然并不是纪录片的强项。

“电视播出是目前中国纪录片实现市场价值最重要的方式，可现在很多节目考量的标准就是收视率，这是非常残酷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看来，目前以收视率作为唯一的考量指标衡量所有电视节目形态，如同削足适履，让纪录片陷入了投入低、收视低、再投入更低的恶性循环，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

纪录片与其他电视节目的制作、传播模式不同，跨文化、跨时空的属性要求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多次重播实现回收，而不是卖电视剧那样的“一锤子买卖”。

《报告》显示，中国省级卫视频道里电视剧、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而纪录片却没有一条覆盖全国的频道，唯一的CCTV-10也是多种节目杂糅的频道。而上海纪实频道、重庆科教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三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又都是本地覆盖的地面频道。

在被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名誉会长陈汉元看做是“面向实践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思考”的这份《报告》中，几乎所有数据都是一个一个搜集来的原始数据，张同道带领他的团队调研了3个月时间。让他感受最深的，就是纪录片的“中国式困局”在于生存空间狭小。海外有音像市场、电视台、电影院和非剧院系统的社区作为播放渠道。而在国内，近10年来，在院线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几乎没有盈利，相反，国外的纪录片一半以上可以进入电影院播放，并且相当部分是盈利的。

张同道导演的学前教育题材纪录片《小人国》于2009年11月进入院线。不过，安排放映的500多家影院只有不到50家放映了该片，大量观众在网上感叹想看这部电影，但没有影院放映。

2009年中国纪录电影总数为19部，进入院线放映的只有4部，因为纪录电影大多缺乏前期宣传，又没有商业营销，票房大多不佳。加上档期紧张，影院银幕数量不够，多数纪录影片还没来得及预热就被拿下。

生存空间的天壤之别，让很多中国纪录片人做起了海外发行的梦。但中国纪录片本土化趋势严重，所表现内容90%以上都是中国人，而且基本不用解说词，外国人常表示看不懂，加上后期制作有很大问题，海外销售异常艰难。

价格价值失衡

难以摆脱“低收视率”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如今，纪录片的国际市场已经非常庞大，其中，仅纪录片专业制作公司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便坐拥160个国家和地区10亿用户，而且许多国家都把纪录片当成宣传国家形象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在国际纪录片市场发展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纪录片市场却一直没能走出“低收视率”、“赔本赚吆喝”的阴影。

据《报告》调查显示，目前，纪录片交易价格每分钟过百元人民币就是高价了，只有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台和上海纪实频道等少数机构可能开出这样的价格，多数省级电视台纪录片价格在50元到80元之间，而地市台则只有20元至30元。按照每分钟1000元的标准制作的纪录片仅仅是小制作，却须卖到50家左右电视台才能收回成本。而在国外，通常一小时片子的身价高达一万美元左右。

在中国影视圈里，纪录片被认为是“最不赚钱”的活儿，而且没有专门固定的交易平台和机制。不是借着一些影视节摆摆摊儿，就是依赖电视台之间的合作传统及节目代理公司进行交易发行。

如此境况下，依靠电视台购买收回成本完全不现实，而电影市场几乎没有给纪录电影多少空间。目前中国电影院大约4700多家，几乎一水儿的商业院线，不要说纪录片了，连很多知名导演的艺术电影都被排斥在电影院线之外。

在大环境上来看，西方国家的纪录片产业、市场和政策上都有较多优势。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德国的纪录片产量约占总电影产量的五分之一，缘于政府的各种支持。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既缺少政府专项公益基金的支持，社会融资的空间也非常局促。

纪录片价格与价值的严重失衡是纪录片市场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制作机构因为无利可图望而却步，直接导致了纪录片制作的恶性循环与投机心理。

这是让很多中国纪录片人最为担忧的问题。

“不是卖车卖房，就是请亲戚朋友支援，这样的热情又能坚持多久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纪录片导演反问。

“前店后厂”形态

造成市场动力不足

中国纪录片作品虽然不少，但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产品，更谈不上主流产品类型。即使最具消费特征、具有一定品牌的《探索·发现》也与销售市场完全脱节，收入与制作无法互动，不能进入良性循环，仍然不是真正的市场产品。因此，建构主流类型、培育市场品牌是中国纪录片市场化的重要一环。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纪录片首播量在5000小时以上，粗略估计总投资超过4亿元，其中，中央电视台投资约两亿元。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内地多数像央视这样的纪录片播出平台同时也是制作基地，基本上“前店后厂”，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种制播一体化的体制长期困扰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无法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

对此，很多业内人士有这样一个共识：目前中国纪录片市场存在一个怪圈，播出需求量大，低端制作量也大，但高端节目市场交易冷淡。究其原因在于制作播出一条龙，各制播机构往往各自为政，自产自销，缺少流通和交易环节，陷入恶性循环。“宁可花3万元制作一档毫无竞争力的低端节目，不愿花3000元购买一档有品质的高端节目，市场主体虚位。盈利模式的缺失导致资本无法进入纪录片制作，缺少资本，市场就失去了发动机。”张同道说。

有资料显示，现在每年我国引进的国外纪录片共两万小时，而国产电视纪录片则是１０００小时，严重的进出口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纪录片制作的市场化追求不足，缺乏市场动力和规范化的市场生产操作。

事实上，很多名利双收的纪录片都是由主流媒体为构建国家形象认同而制作的，注重的是宏大叙事，在商业市场定位上削足适履，而目前纪录片市场的一个重要支柱源于各级政府打造文化名片、开发旅游资源的需求，至于独立的纪录片制作则囿于资金束缚，在市场开辟上裹足不前。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纪录片栏目化生存带来的节目模式化、类型化，一种成功的模式迅速招致一窝蜂的模仿，从选题到叙事方式，同质化倾向严重，不少栏目大同小异。如考古发现、历史揭密、法治案例等，而制作水准又难以明显地区分，导致受众审美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