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写作视觉从抗战题材和知青题材转向国共战争题材，这是一次全新的转型，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全都碰上了，因此，这也是对我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可以看做对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全面把握的一个预热阶段。”近日，作家邓贤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作《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

历史大题材作品很多事件都为人熟知，创作时最怕的就是放不开手脚。为了呈现内容更翔实、角度更犀利的作品，邓贤耗费3年时间查阅政治、经济、军事等数百本资料，作品前前后后共修改了近10次。他介绍说，《大转折》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从写作到出版过程长达4年时间，其间，邓贤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为解开许多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这本书有别于党史著作在于，党史专家总结共产党怎样取得胜利，我则总结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政权怎样走向失败。”

从《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天堂之门》到《大转折》，邓贤的每一次创作，都选择不同的题材。他坚持认为，作家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有理由，尤其是长篇，你为什么选择写这个而不是那个。

1987年，他本来预定写作一部知青长篇，在前往滇西采访途中偶遇塌方(这个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松山战场)。邓贤留下来，背着一只书包，独自在怒江峡谷里的旧战场上转悠了两个多月，采访上百人，又在云南省图书馆坐了半年，然后写出了《大国之魂》，完成了父辈的战争岁月的记述。

为邓贤带来更多声誉的，是《中国知青梦》；随后的《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纪实长篇小说，为他赢得“知青作家”甚至是“知青代言人”的称号。他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那段铭心刻骨的经历和记忆，追忆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与失落。根据生活中一群返城后的老知青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投入改革大潮创作的《天堂之门》，反映了当年的老红卫兵企图以革命的方式来拯救世界，但是最后连自己也被时代的大潮淹没的悲剧。邓贤说，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代人注定的命运，需经过粉身碎骨才可能凤凰涅槃。

有时候，写作仅仅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转瞬的一念。因为曾经在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境当知青，邓贤有过太多耳闻目睹以及与“蒋残匪”、“毒品王国”打交道的记忆。1998年，他在泰国开笔会，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金三角吗？停战了，国民党残军和昆沙都缴枪了。”就这么一句话，把邓贤的脑袋“轰开了”。这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流浪金三角》。

邓贤的纪实文学创作，是一次次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这与四川人比较会享受生活的印象大相径庭。邓贤说，这二者并不矛盾。“不畏艰苦地工作，幸福投入地生活，这本来就是一种完整的人生态度。我对纪实文学情有独钟源于对历史本身所呈现的精彩过程的叹服，生活和历史中隐藏太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精彩故事和精彩人物，你需要做的是去发现它，挖掘它，以及如何表达。”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邓贤最在乎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尺度。这个尺度最难把握，最具有挑战性，但是也最有开拓的意味，须知纪实文学的魅力和价值皆取决于此。“我认为作品就是存在于作家心中的一道风景，最终你必须将最大限度接近完美的作品呈现给读者。我不好说别人如何如何，反正我没有对自己满意过，这就是说，我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似乎从上小学起，邓贤就被写作和当作家所吸引。“文革”的兴起使个人的任何理想都变得模糊起来。直到下放边疆当知青后，邓贤重新开始产生写作的愿望和冲动，并且十分坚定，至今没有改变过。1971年，邓贤去云南省国营陇川农场插队，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6年。“上大学中文系为的就是当作家，因为坚持这个理想而放弃很多别的机会，比如大学毕业分配给省委书记当秘书，比如1984年到美国留学，1997年移民加拿大等等都放弃了。我坚持认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毕生使命就是，生前活在写作里，死后活在作品里。这就是丈量一个作家生命的唯一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