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来，在位于深圳的富士康——这个全球第一大代工企业里，已经有9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7死两伤。花季青春，纸一样地破碎了。

方圆几公里内，生命竟然以这种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放弃。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年轻人如此决绝？

悲剧的根源追溯到“员工心理困境”，富士康开始了努力：开通78585（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提供心理咨询；悬赏举报精神异常者；下发通知，鼓励老乡、朋友住同一个寝室；甚至还请来高僧，为员工祈福。

现实却残酷地打碎所有人的愿望。最新的死亡名单是一位叫梁超的小伙子。他1989年出生，来自安徽，于5月14日晚10点50分左右，自残后坠楼身亡。

据报道，为解开跳楼魔咒，富士康耗资百万启动EAP（员工帮助计划）项目。可如果仅仅停留于心理疏导，之前的努力没能留住梁超，之后的尝试就一定有效吗？

曾经，相较于发达的经济，因缺乏人文氛围和气息，深圳一度自嘲为“文化沙漠”。如今，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富士康，拥有40多万员工，却被认为是个“人际荒漠”。

这个企业里，80后、90后占员工总数的85%以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同处一室长达一年或以上，都叫不上对方的姓名。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朝夕相处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甚至病在床上三天，也得不到室友的一句询问。

一个人、两个人冷漠，可以归结为个性，成为普遍状态，恐怕就得另寻原因。

如果不加班，一线职工只能得到最低工资，扣除保险外，拿到手的只有800多元。于是，在这个企业里，加班被视为奖励，工作时间通常超过10个小时。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精力得高度集中，稍不留神就会出错，就会招到责罚。

一天站下来，重复做些单调、机械的动作，精力都被生产线压榨干净了，连说话都觉得累。不难想象，无论多少温情，都会被磨损得无影无踪。

说白了，经济活动就是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算计。富士康为苹果、戴尔等公司做代工，于这些国际巨头，富士康就是“透明”的：物料是被指定了供应商并谈好了价格，合同里还规定了用工量，并给每个工标注了价格。

物料供应链里吃不到价差，富士康的利润及所有支出，只能源自人力价差。

管理科学发展到今天，轻而易举就能根据订单数量、交货时间确定生产节奏；透彻研究后形成的生产规范，简单高效，易于推广，再配以目标明确的奖惩，工人就此被绑架在生产线上，被改造成有血有肉的智能零件。

不追逐利润，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只是，不能忘记，人不是机器，有自己的精神需求。马斯洛理论就告诉大家，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缺乏约束，资本就会戕害生命。为了利润，一味降低成本，丰田车成为“夺命车”；触目惊心的“断指”，曾是第一代农民工对劳动保护缺位的控诉；如今，教育水平提高，工作、生活条件改善的第二代农民工，则用“弃生”警醒人们。

正如统计数据表明的，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资本报酬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在与资本的算计中，输了手指、输了生命的农民工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输？面对年轻生命的逝去，富士康们，又需要解决怎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