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灵寿县6位农民不符合羁押条件，但依然被警方收押，5人交了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另一人被判刑。后来，灵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长张文慧举报说此6人的拘留证为假，但负责调查举报案的石家庄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称，省厅和市局都查清楚了，灵寿县公安局办理宋书春等6人的案子有瑕疵，文书程序错漏已经改过来了。（见5月5日《新京报》）

对于副书记的说法，宋书春是一声长叹。不仅如此，每当宋书春和与他一起被拘留的5人聚在一起说起被拘留的事，都是唉声叹气。此事的真相是不是如副书记说的那么简单，只是办案文书有瑕疵，改过来就可以了？

我宁愿相信副书记说的都是真的，而不是如张文慧所说，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一旦出现两本账，那肯定有见不得人的用途，连公安局的拘留台账都可以造假吗？

但通过记者调查，在当地几乎每个公安局都有两本拘留台账，其中一本“灵活执法”，不管抓人和放人都能收钱，即抓人需要送钱，被抓进去了想出来也得花钱——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这已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可事情总是很蹊跷，每遇到备受质疑的事件，记者调查与有关部门调查结果似乎总是大相径庭。上述事件也是如此，何故？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关部门调查和记者调查的渠道不一样。有关部门调查一般是通过各级组织，更侧重调查政府部门内的工作人员，而记者调查一般不通过各级组织，是直接调查当事人或举报人。也可以说，有关部门调查多是调查掌握权力的人，记者调查则多是调查无权力的人；二是有关部门调查因为通过了各级组织，所以总有人陪同，而记者调查因为没有通过各级组织，很多采取秘密的方式，所以总是独来独往；三是有关部门调查和记者调查的目的不一样。有关部门调查一般是站在求稳定大局的情况下，所以“考虑较多”，而记者调查则是“考虑较少”；四是有关部门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官场之人，而记查则属于官场之外的人，和任何一方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副书记说：“拘留证是真的，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对6人刑拘是控制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措施，虽然当时刑拘有瑕疵，但两害相比取其轻。”但事情的结果是让宋书春发出了“法律还让人相信不”的叹息。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一声叹息？如何让农民相信法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