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的高涨已成为公众心中绕不过的伤痛，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平均价格已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即使六环路以外的均价也已突破每平米万元大关。刚刚举行的春季房展预测会上，所有参与北京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的开发商都认为，2010年北京房价将保持上涨态势，上涨幅度为10%～20%。日前更是爆出北京一处楼盘坐地起价，每平方米日涨4千元，引发了购房者的集体抗议。

房价的“高烧不退”，成为上至中央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无法回避的难题。

“胶囊公寓”于“礼”不合

继深圳“集装箱”现象后，“胶囊公寓”又以其不足2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廉价的租金闯进人们视野，成为高房价形势下催生出的另一类居住方式。“当前房价这么高，工资却不见涨，没钱买房子或租房子，只能蜗居在这样的空间里，实在是无奈之举”；“为了生存，为了留在大城市，只能委屈一下自己了”；“要是有钱租房子还用住这种地方嘛”；“主观上不愿意接受，客观上无奈接受”……笔者日前在北京一些大学走访时发现，提及“胶囊公寓”，无奈之声不绝于耳。

在高房价背景下，这种每间长2.4米、宽0.72米的“胶囊”式租房一经出现便攫取了公众的眼球。这种房间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可躺、可坐、可看电视，每间月租200元～250元，开发者的目标指向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以解决其过渡性住房问题。然而，大学生们对此好像并不“领情”，在承受着多方面评议和关注的同时，胶囊公寓目前仅迎来了一位租客。

面对应时而生的“胶囊公寓”，与其说是高房价背景下解决流动人口的一种过渡性居所，不如说是当下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股反思，它更多的是引发了公众对房价、人的尊严、生活压力等一系列现代生活问题的关注与思索，这大大超出了人们对“胶囊公寓”现实可操作性、居住功能性的关注。

伴随房价的长期居高不下，租金也水涨船高，高房价、找工作的双重压力，让大学生们不堪重负。研究生张垒说：“胶囊公寓虽是一个栖身之所，但住在里面感觉压力如影随形，是对心理承受力的考验”；“如果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让人倍感温馨的窝，而是一个笼子的话，我会考虑住到‘胶囊公寓’”，学动画专业女生郑萍表示。

高房价不仅催生出诸如“蜗居”、“蚁族”等各类人群，甚至出现离婚不离家的“蜗婚族”现象，中国人自古以“天为盖、地为庐”为潇洒、“礼”文化厚重、“人道”主义积炽千年，这种频频惊现的“畸形”居所于中国人而言似乎有点无礼了。

保障性住房中的不谐之音

迄今为止，政府出台了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一系列保障性住房措施，这本是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福音，但最近媒体爆出保障性住房出现的种种怪现象令人愤怒。

如深圳市一些拥有豪宅的居民和公务员出现在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名单之中，虽然深圳市单方面解释说那些申请者并不是公务员，而是扣完税后月收入只有1616元的临时人员，但在这个稍有偏差便会激起民愤的高房价的敏感时期，这种解释实难堵悠悠众口；更有甚者，日前三亚为申请保障性住房，出现扎堆结婚、离婚，假结婚、假离婚的现象，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获得保障性住房有些人不惜鱼目混珠，铤而走险；有些人疲于奔命，弄虚作假。于是有专家指出：“经济适用房制度应该取消，因为经适房和商品房之间的巨大价格落差衍生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导致经适房事实上是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买走了”。也有专家反对称：“如果这一制度取消了，广大低收入阶层就永远失去改善住房的可能性了”。

目前与住房市场化进程相比，我国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一些城市成为“花瓶”和“点缀”，只占市场份额的10%～20%左右，覆盖面与现实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如何将保障性住房落到实处，供给那些真正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成为当务之急。

有专家指出：“目前的保障性住房面对缺地、缺政策和缺钱的问题，让政府抛弃‘土地财政’，才有望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学者认为：“二次房改须否定目前全面市场化住房制度，并形成一个能促进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让低端有保障，终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但要让这些建议被采纳并变为政策，再到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说是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日前，上海市房管部门就八大住房问题公开征询民意，包括住房保障工作应当突出哪些重点，采取哪些措施；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应当覆盖到哪些对象；如何逐步放宽经济适用住房的准入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上海，在全国也都是有代表意义的，因而，它们最终能否得以解决，意义深远。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身处竞争激烈的一线大城市，一些80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幸福感与赚钱多少、城市发展水平并不是那么紧密。

学表演的研究生王雪今年即将毕业，对目前房价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我们宿舍六个人中大部分是北京人，所以毕业后不用担心房租，她们的家庭对买房也有一定的支持，相对来说我这个外地学生的任务就重了许多。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温柔而又腼腆地笑着说：“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大，我找工作不会强留北京，不合适的话就回家乡发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关调查显示，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感指数最低，高房价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于是“退居到二线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成为当今一些在大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年轻人的普遍看法。对于这种白领逃离一线城市的现象，有专家称，如果一线城市高房价难以控制，未来一段时间这种现象会更明显，甚至会成为常态。

高房价触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无论是对诸如“胶囊公寓”此类怪异居所的抵触，还是对保障性住房中不谐之声的质疑，抑或是面对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出逃，都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积极反思，希望尽快能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