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一文，读者多有呼应，似池水起涟漪，日见沉落的文学教育这一话题重又被提起。

先知先觉者历来不乏其人，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振聋发聩地为20世纪的中国确立了文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简言之，就是“新民”，也即现在所谓的“新人”。如果再综合蔡元培、王国维等人在这方面的观点，那就是文学的教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给予国人心灵的慰藉，情操的陶冶，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联系，进而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于是乎，能者为师，使后学者如对真佛，心有顿悟。生性狂放的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曾“三易其地讲红楼”，一时传为美谈。而他回答学生所提的如何写好诗文时，更是出语惊人，说只要在乎“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就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听闻之后，学生们无不应声叫好。所谓的“仙人指路”，也莫过于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一篇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理应成为理解文学并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点。新阐释学的奠基者、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顿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只有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作品的意义才逐渐地显现出来。而蔡元培则说得更为具体：“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塑，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之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地更加浓厚起来。”这样的使命和发自内心的热忱，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其实也就是文学教育所能达到的最为生动的效果。

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那些从小学到大学的文学教育者们，是否还能像刘文典那样胜任愉快地金针度人，从方方面面说，似乎都已有些勉为其难了。几年前，笔者曾读过摩罗的一则博客，题为《早已破灭的文学教师梦》。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曾著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及《六道悲伤》等长篇小说的摩罗，对文学显然是既有渴求又有造诣的。所以，他“一直渴望到一个中文系教书，做一位出色的文学教师。我想抛开目前高校中文系将文学知识化的教学模式，将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原汁原味地带到讲坛，奉献给学生。我至今认为中文系就应该创造出这样一种真正属于文学而不是属于知识的、新的教学模式”。但事与愿违，在北京某所高校的课堂上，“面对那些惨遭中学教育之糟蹋、基本上没有文学修养，甚至对文学有点不屑有点敌意的大学新生，我的文学教师梦一天天破灭。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这种情况格外严重，我每次走进课堂就像走进刑场一样艰难沉重。到一个漠视文学甚至有点蔑视或者敌视文学的环境中去讨论文学，无聊与无奈相纠缠。老觉得那是一场没有对手的搏斗，用不着过招，在迈上讲坛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惨败了”。

可以想见，在讲台上夹着文学讲义的摩罗定是有过许多次的“独怆然而涕下”。确实，在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教育已越来越退避一隅，甚至变相地成为一种为应试所用或只在装点门面的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文学教育者们的苦楚或难堪也是由来已久。自然，有些人在讲台上的味同嚼蜡与刻板无趣，往往也难辞其咎地成为了契诃夫笔下那一个只会说“冬天你得生火，夏天么，不生火也很热”的“文学教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如此陈陈相因和互相厌弃，当不难想见。

对于新文学的作用及其教育效应，鲁迅先生曾倡导说：“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们有关。”但路还很长，看来先生还得继续期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