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工程急需高级“技师”

这些年来，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中，科研成果发展迅速，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那就是动手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对缺乏，比如，文物保护修复人才。

据了解，全国文物系统的几千万件馆藏文物中，大量残破文物深藏库房，面临着保护修复的问题，这一现实与极度稀缺的专业修复人员极其“不对称”。

据国家文物局前几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事文物保护工程的人员约有7万人，其中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1万人，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应达到40％，即约2．8万人才比较合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认为，目前，由于经过正规专业培训的文物保护技术人员较少，很多从业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处于超负荷状态，也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培训教育。不仅专业技术知识老化，而且在文物保护意识、理念等方面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笔者走访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他对记者说：“当前，我国尤其缺乏动手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才，而且，还会越来越缺乏高级技术人才。比如，修复古画是门非常精细的工作，目前，仅在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有一些技术人才，但大多数年龄偏大，如果他们的技术无法传承，则会后继乏人，一些‘绝活’甚至可能失传。”

有鉴于人才匮乏给文物保护工程带来的种种难题，业内人士建议，应通过与大学联合开办文物保护专业、举办文物保护工程培训班、与国外大学和专业机构合作选派人员深造等多种方式，培养、培训文物保护工程技术人才。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近几年的工作重点也包括了进一步完善技术人才从业资格管理制度等，比如，加强资质授予，特别是年检、注册、资质升降级等管理工作，以造就一批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又有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技术人才。

别看不上这些“雕虫小技”

张廷皓提到，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已陆续开办了文物保护相关专业，培养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有的甚至还被授予双学士、双硕士学位。然而，他说：“从实际工作来看，一些刚毕业的硕士、博士虽然经过了一定的专业训练，有了一定的科学素养，但是在工作岗位中的想法都太‘宏观’，太‘理论’。其实，文物保护中的许多工作都是极其细微的，得认真地、严谨地完成每一个细小的环节。”

“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缺乏实践中的技术经验，觉得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主要去学一门技术是‘雕虫小技’，于是，他们不想‘雕虫’，想‘文心雕龙’。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传统、一个弱处，看不上比较实用的技术。许多人还认为修复师干的是工匠的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张廷皓说。

有着30多年经验的文物修复专家、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莫鹏也表示，传统文物修复是一个耗时而回报很低的工种——修一件文物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却看不到明显的经济回报。莫鹏说，当年和他一批进入故宫学习的人中，现在已经没几个还在从事这个行当。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例，最多的时候曾经有8位专门从事传统文物修复的人员，如今“只剩下半个”——这说的是他自己，他的另外“一半”还要负责副馆长的许多行政工作。

据了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组织了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培训班，现在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时培养出来、或者是那批人再带出来的。但是到了上世纪后十几年，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就组织得比较少了，并造成了传统修复工艺技术的一个断层。

另外，有专家指出，如今的文物修复与传统的修复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过去一个熟练的师傅可以凭借肉眼和工具独立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但现在通常都是小组运作，事先要进行精确的可行性分析，形成专门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动手。修复的设备也鸟枪换炮，从X光仪、显微镜到化学成分分析设备等不一而足，很多单凭肉眼无法识别的隐形病害也就无所遁形。相应地，对修复人员的专业要求就更加高了。因此，新时期需要更高端的技术人才。“高校在培养模式上，可以参照意大利佛罗伦萨宝石修复中心的做法。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最好是七年制，四年理论三年实践，实行专本连读或本硕连读甚至是本硕博连读，不要让学生过于依赖书本，要多参加实践。”

但张廷皓也意识到：“目前这个阶段，大学教育较难培养出应用型的文物保护技术人才，应该开办文物保护职业技术学校，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文保人才需系统培养

据了解，在法国有专门的遗产学院，在意大利的“遗产修复中心”有专门的修复学校培养技术人员。但在我国，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却没有跟上。

张廷皓激动地对笔者说：“相关教育部门应当认真地调查研究这些问题，要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现在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对各行业的人才需求状况有详细的了解。比如，对文物保护中缺乏的技术人才，就应该加强定向培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专门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张廷皓认为，该中心可以考虑改成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中心每年承担国内、国际的培训班，一般是短期的，较长期的有半年、8个月的，是很实用的、适用的培训。但是，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技术人才需要一个系统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实用+适用’就能解决的，文物保护事业要求我们形成技术人才的培养体系。”

另外，张廷皓认为，在这种职业技术培训中，要把有经验的老艺人和教师联合起来共同教学。“有些老艺人有技术、有经验，但是没有专业的教师职业资格，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再与有职业资质的老师联合起来，共同教学。编写既有理论、又有丰富实践成果的教材。并且，要把老艺人们修复文物时的工作录像保存下来。”

张廷皓还提到，职业技术教育不能纸上谈兵，要有实践。学校可以与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比如建立教学基地等，开门办学，在实践中培养人才。

当然，张廷皓强调，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提高“准入门坎”，“我们可以参考意大利的一些经验，做文物保护工作的人员，要取得职业资格证。文物保护的技术职业资格应该有严格的高门坎，因为不能修坏，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文物保护中的技术人才，也面临着非常珍贵的、不可以被破坏的国家文物。”

不应有“技术歧视”

虽然文物修复等技术人才短缺，大家也明白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还是存在重科研成果、轻视‘技术’的现象。这很明显地体现在文物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制度中。”

据张廷皓介绍，在工程技术系列职称评定中，最高级别的是高级工程师，而高级工程师只相当于研究领域中的副研究员。“我觉得这很不合理。行业内虽然也有教授级工程师的评定，但只是局限在行业内，没有得到人事部的认可。这一定程度上可算作‘技术歧视’。”

“很多研究成果是在工程实践中慢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总结出来的。我们要重视工程技术人员的成果。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动手能力强，修复了许多文物，在对他们进行评定时，不能看他们发了多少篇论文，衡量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我们的评定机制应该从培养专业人才的角度出发，应该让他们专注于本行业的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