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认为超出“气象学意义”的倒春寒过去了，“阳春三月”，渐渐和煦。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也正如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

许多媒体都注意到，本次两会，代表委员们并没有过多沉浸在中国经济“V”型反转的喜悦中。比如，许多代表委员都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主要的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有媒体评论说，透过代表委员们的建言献策，“更能体味出对于经济转型的迫切渴求”。

“高强度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不可持续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注定其只能纾一时之困”，对此大家基本形成“共识”。不仅如此，许多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还屡屡提及另一个“严峻”的事实：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3.9个百分点，出口负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下滑，这在近几十年也属首次。

这似乎意味着，转型之根本在于立足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消费不足问题。

尽管有些老生常谈，但这些天，媒体上仍然充满了代表委员们关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服务业在三个产业中的比重等“扩内需、促消费”手段的意见和建议。

不过，在更多人的眼里，内需二字要“纠结”得许多。

有代表认为，拥有13亿人口却无法形成旺盛的国内消费市场，不能靠“内需”推动发展，背后存在着制度障碍与观念制约。

最近，相继有学者引用《老子》“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来批评制约消费需求的结构性或制度性因素，认为“没有大的结构性的改变，提高国内消费是纸上谈兵”。

因此，本次两会出现了许多关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差距过度悬殊的批评或建议。

经济学家吕政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限制了城乡居民的购买力。他很尖锐地批评说：“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有许多学者专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不少代表委员在发言中也表示，一些体制性因素导致了国家财富成倍增长以及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前审计长李金华代表就批评道：“垄断国企钱太多，领导权力过大。”

但是，劳动者收入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数字表明，下降的比例达到了12%。“穷人更多的收入会被消费掉，富人有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因此，专家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有浪费型储蓄。”

显然，正如不少代表委员所认为的，内需不足实际上集中反映了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