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耀志代表：

中医院改革和投入要区别于西医院

本报记者 姬薇

“从基础设施到医务人员薪酬，目前我国省市县中医院与西医医院相差很大，多年来对中医院投入不足。”一直秉承“药材好，药才好”制药理念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谈到我国的医疗改革时建议，应充分落实国务院2009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中医院的改革和投入要区别于西医医院。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医学科学，中医是我国少数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产业。孙耀志说，中医药素有“简、便、廉、验”的优势，尤其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的今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然而，其价之“廉”却犹如一把双刃剑，正成为制约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孙耀志认为，就目前我国医疗状况来说，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投入不足，出现部分地区以药养医，以高额检查费养医的局面。省市县西医院经营和职工收入还能保持当地较高水平，但省市县中医院和西医院相差很大，从基础设施到医务人员薪酬都无法与西医院相比。

他说，主要原因是中医院没有太多高额检查费，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价格较低，中药饮片大部分在3元~5元至20元一付中药，一个中医大夫一天看30个病人最多就600元。因此，近些年中医大夫改行的多，造成对中医发展极大的伤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一项课题，对66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近3／4的项目亏本经营。

孙耀志说：“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完全富裕起来，正在进入老龄社会，国家如何维护和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尤其是1.6亿老年人的健康。而从2003年的非典到2010年的甲流的出现，都证明真正能预防疾病的还是中医中药，实现以防病为主，治病为辅。”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康保障模式与相应的健康服务模式，实现医疗保障向健康保障的转型，以“治未病”理念为先导，将“治未病”方法融入健康监测、分析、评估、维护的全过程，探索建立健康保障的防范机制和补偿机制。与此相应的健康服务模式将为群众建立健康状态信息库，为群众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服务，为指导群众应用“治未病”知识和方法服务。

孙耀志说，其实国外正在形成中医热，比如在瑞士，中国的针灸、推拿和中药已经列入国家报销范畴，针灸或推拿一次收费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他透露，宛西制药正在筹备到瑞士和加拿大办中药厂，把张仲景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

谈到最近出台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孙耀志高兴地说，温总理最近在答记者问和微博对话上多次说到，让人民有幸福感，生活得更体面。公立医院改革突出了公益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关注民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冯世良委员建议：尽快取消“特需医疗”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认为,现在很多的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服务”,而“特需服务”又实行“按钱分配”,这意味着允许公立医院搞创收,其公益性就会掺假、打折扣。普通老百姓在门诊经常半夜就开始排队，可是供特定人群使用VIP病房、特需门诊却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这样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也背离了医院对病患一视同仁的宗旨。冯委员建议尽快取消“特需医疗”。图为冯委员给北京百姓讲解医学常识。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蔡东晨代表：

基本药物不宜无限度追求低价

本报记者 姬薇

“我国应建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规范范本，合理划分出质量层次和标准以及价格的分值。”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建议：“对质量有保障的大型药企和市场信誉高的名优企业在层次划分上，予以倾斜扶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和老百姓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以来，有效地遏制了药品的虚高定价，一定程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看病贵”问题。自2009年以来，卫生系统着手推动以省级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可以说这样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工作量，有效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但是，蔡东晨介绍，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各地的招标规则多样，虽然都强调了质量优先，但对质量的评价标准理解不一，造成质量评价标准混乱，评价体系不科学，企业只能疲于应付。

他说，在各省药品招标中，仍有着片面追求药品降价的现象。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本省、周边省乃至全国的历史中标价作为标的价，在此基础上再让企业去竞价。多数省份规定本年度中标价不得高于上年度中标价（其它商品在随物价指数的上涨在逐年升价，而药品价格多年来一直在降价），这样使得每次招标、中标价格都在大幅度下降，而另一方面，企业有口难言。这样下去对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国家医药卫生管理部门制定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该制度，以竞价方式解决“药品价格过高”问题；希望通过公开的招标程序，实现医院药品采购过程的“阳光化”，纠正药品采购中的不正之风。然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由于难以平衡药品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从实施开始就争议不断。

“商品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成本也不可能无限降低。经过24轮药品降价后，药品价格中虚高的成分已基本没有了，现在继续压低价格只会将招标价降到成本线，或者成本线以下。”蔡东晨认为：“这样只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价格太低，没有企业做了，药品供应没办法保障；或者是企业偷工减料。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对医改不利，对百姓的健康不利。”

蔡东晨说，我国药品价格构成中，生产领域仅占30％，批发领域占40％，零售领域占30％。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降低了生产企业的供货价格，减少了流通环节，对降低药品价格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药品价格过高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企业和流通环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快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是上策。

因此，蔡东晨建议，根据产品的成本情况和多年来的市场实际价格，制定采购产品的标底价，针对经济发达的不同程度可有弹性幅度。不允许各地随意设置“最低价”的限制。尤其是基本药物，更不宜无限度地追求低价。

王东进委员：

呼吁建立农村贫困残疾人医疗保障

本报讯（记者徐福平 赵福中 车辉）“残疾人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病难医，最迫切的需求是病有所医。当前，国家正在着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特点，采取专门的扶助政策，完善其医疗保障体系。”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对此十分关心。

为了解《残疾人保障法》修订一年多来的贯彻实施情况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2009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组开展了调研。当前，残疾人特别是农村残疾人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农村残疾人的医疗保障工作存在不少问题。

据统计，我国农村残疾人数约有6225万人，其中重度残疾人有1844万人。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残疾人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不到农村普通居民家庭的一半，但是医疗保健支出却是普通农村居民家庭的2.4倍。

王东进委员对此感觉十分忧虑，“在农村，许多残疾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无钱看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规定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参加新农合提供补贴，确保有意愿的残疾人都能顺利参合，但由于缺乏制度性保障，很多地方因财政状况紧张，无力为残疾人提供相应参合补贴，或者不能足额提供，导致许多残疾人无法顺利参合。”

事实上，即便是参加了新农合，他们很多人也无力承担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因为新农合设有报销起付线和封顶线，还有报销比例的限制，如山西省2009年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只有43%，许多残疾人无力承担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导致重病、急病无法得到及时医治，只能小病熬成大病，大病放弃治疗。

王东进委员对残疾人工作十分关切，他说：“关爱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改善残疾人状况，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王东进委员建议：为了保障广大残疾人的权益，国家要加大财政投入，由各级财政共同出资妥善解决农村残疾人的参合费用。同时，国家应该建立起针对残疾人的专项医疗救助制度，建立残疾人医疗救助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主要支出方向：一是对虽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无力承担自负费用的残疾人提供补贴；二是对残疾人享受未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的基本康复服务和使用未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的辅助器具提供补贴。

徐亮委员：

设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保险

本报实习生 许梦醒

“目前我国的公积金只能用于购置商品房，却忽视了在医疗费、养老金方面的储蓄积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建议，我国政府在公积金管理中应该增加养老、医疗支付内容，设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保险，让家庭在老人、儿童的医疗中承担责任。

徐亮认为，应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多元化筹建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的公积金只能用于购置商品房，却忽视了在医疗费、养老金方面的储蓄积累。而在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政府强制建立个人积累账户，首先给予居民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这种政府强制性征收公积金的方式，降低了筹资成本，保障了服务质量，值得我国医改借鉴。此外，徐亮特别建议设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保险，降低家庭负担，使家庭中的老人与儿童获得更多的医疗保障。

目前，虽然我国商业保险中有上述内容，但其操作不规范、高筹资成本、低服务品质难以让百姓接受。徐亮提出，应将患病率测算比率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与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真正降低药品加成现象。

同时，徐亮认为百姓不应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仅仅聚焦在医院，这一现象的出现应归因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粗放型的社保体系使百姓看病报销时以金额为计量单位，而忽视了疾病种类、价值等相关影响因素。

新医改推出每年人均15元的公共卫生费，徐亮认为用好这笔经费需要推出效率高、模式新的公卫服务包。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投入在高效率的防治模式上，充分做好疾病的早期筛查工作，特别需确定不同疾病的高危人群，对特定人群进行疾病预防工作。这样不仅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降低成本，创新公卫医疗模式更能让百姓感到新医改的实惠。

徐亮特别强调，信息化将在区域协同医疗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积极开展区域协同医疗，与基层医院建立联合体，通过互联网信息化平台（如电子健康档案）监测基层卫生机构的执行情况。通过医疗体系建设，提高基层服务质量。通过信息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通过信息化监测，规范医疗服务。

最后，徐亮说，发展医疗健康业是挑战也是机遇。在这之中还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从单纯追求GDP增长，向公平、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评估转变，建立以人为本、平衡发展、公共福利型社会，使健康医疗业成为最能赢得民心的政绩工程。

王天佑代表：

基层医疗建设亟待加强

文/图 本报记者 庞慧敏

3月3日上午，刚走进北京代表团驻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天佑，匆匆放下手中的行李便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对于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推出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王天佑表示，身为一名一线医务工作者，对此满怀期待。

王天佑认为，此次医改的核心——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意味着我国公立医院将重新步回公益性轨道，这也是解决百姓看病就医难题的正道。

他说，每位公民都享有健康权，如何维护好公民的健康权，是国家的大事。当前我国的GDP增速很快，但国家在卫生总费用上的投入只占GDP的4.96%，而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的投入又在卫生总费用中低于18%，这一数字在美国为46%左右，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泰国则在56%左右，可见这方面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王天佑介绍，前两年他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做过统计，国家财政投入只占医院经费的7%~8%，剩下的93%全靠医院自个努力。政府投入太少，公立医院不得不按照营利性模式运营，“以药养医”等机制催生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从而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被弱化，引发了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矛盾。

对于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矛盾，王天佑觉得与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密不可分，此次到会，他便带来了呼吁加强基层医疗建设的议案。他认为，近年国家对社区医院、农村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投入不少，这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也比过去大为改善。但老百姓还是习惯到大医院看病，患个小感冒也愿意到大医院排队，“我们医院有8部电梯但都不够用，成天人满为患。”

“这里面除了需要加强舆论引导外，最主要还是差距带来的问题”王天佑觉得，加强基层医疗建设，不光要在设备等硬件建设上加强，更需要在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下功夫。

让他备感欣慰的是，现在医疗界出现了一个好的趋势：大医院带小医院，如若干个基层小医院挂靠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可以在技术水平、制度管理等方面把小医院带起来。

此外，王天佑建议对各大医院实行分工、分区管理，把普通患者均分到各大医院，让一些大型的专科医院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治疗疑难杂症上，这样也有利于医疗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