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代替老一代农民工，而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也有了更高的需求。然而，户籍、住房、社会保障、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子女入学阻碍了他们的“寻梦”历程。

“从出生的那天起，他们的户口簿上就注明了‘农’，仿佛一道烙印，让他们永远记得自己与城市人的不同。”全国政协委员盛明富认为，户籍制度是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最大的制度障碍。户籍背后的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和不公平感。

但，解决户籍制度并不是惟一需要做的。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的打算，但高扬的房价使他们望而却步。

“为了省钱，许多年轻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租房，有的一居室，中间拉一个帘子就分成了两家，这样的生存条件，怎么能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全国政协委员苏立清建议，政府把农民工纳入保障性住房的范围，为他们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造廉租房，提供一个卫生、安全的居住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社会早已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给予农民工应得的社会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盛明富委员遗憾地发现，虽然一些地方理论上已经实施了社保账户的异地转移，但实施情况怎样还需要进一步观望。特别是在建筑、餐饮、服务这些流动性非常大的行业中，许多农民工依然更愿意企业把工资发到手里，而不是扣除一部分上那些一时间享受不到的医疗、养老保险。

“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如监督企业贯彻劳动法、签订劳动合同、实现同工同薪、解决子女上学……”全国政协委员郭涛欣喜地看到，一些城市已经出台政策，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限制。“希望这一‘破冰行动’能够推而广之，成为全国通行政策。”郭涛委员说。

有人表示担忧，大约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能够全部兼容吗？“要让农民工全部留在大城市是不现实的，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距离老家比较近的中小城市将对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盛明富委员说。

更多怀有强烈“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是不可逆的趋势，并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在接受他们的劳动成果时，更要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张梅颖说。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