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室”，是古代文人读书论著、吟诗挥笔的居室。为斋室镌刻的印章，谓之“斋室印”，多见于书画、版本和简札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斋室，大概是三国时曹克的“遂志之堂”。而最早的一枚斋室印则是唐代名臣李泌所造，自此蔚成风气。

斋室的命名，颇有兴味可究。有些含有修身养性、以为戒勉之意。如李泌的“端居室”，是演绎《周礼》中“居天下之大端”一语而成，告诫自己要做个刚直正派之人。宋代书法家吴琚的“退思堂”，源出《左传》中“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强调加强自我修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再如，何香凝老人的“双清楼”抒心迹双清之志；红学家冯其庸的“宽堂”借“志高天亦窄，心广堂自宽”而抒怀言志。

又有以物寓意，陶冶情趣，或以金石书画而得名。历来松、竹、梅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古人遂以此寓其斋室，表明心迹。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松雪斋”、元代名画家王冕的“梅花屋”等皆是。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一生集有古代玺印一万枚，斋名就称为“万印楼”。耐人寻味的是，清代收藏家沈韵初，梦寐以求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就请好友赵之谦先镌刻了“汉石经室”一印供赏；嗣后沈氏经历沧桑终于获得汉石经，使“汉石经印”名实相符，堪称斋室印中的一桩奇闻轶事。

也有些斋室名目，是用以记录某种遭遇或特定典故的。宋代大儒苏轼谪贬黄州寓居临皋亭，在亭的东坡建一堂屋，巧逢下雪之辰竣工，因而取名“东坡雪堂”闻名于世，“东坡居士”的大号即由此而来。司马光的“莹照楼”典出于晋代车胤的萤光照读。藏书家周春，因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礼札》而喜，将书室定为“礼陶斋”，后把《礼札》舍弃，遂改书室为“宝陶斋”，继之又忍痛割爱《陶渊明集》，终而定名为“梦陶斋”。类此随书集散而易斋名的逸闻，在史籍中一时传为趣谈。

还有激励自我、发愤苦学以自警的。南宋名词人张孝祥，一生抄录诗书达六千卷，因此治印“手抄六千卷楼”，作为斋室印。明末文人张溥每见好书妙文，必抄录之，并反复熟读七遍，使之融会贯通后，随将抄稿焚毁，故而镌刻一枚名曰“七焚斋”室印，以志其攻书之法。近代学者章钰的“四当堂”斋室印，其寓意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除上所述，在古人拥有不少的斋室印中，属于炫耀家珍一类的，当数乾隆皇帝弘历，他占有了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有了这三件稀世之珍，故颜其斋室为“三希堂”，并留下一枚“三希堂精鉴玺”御印，足可佐证。斋室印中有不存在斋室，而只有印章的。明代学者文徵明，曾为自己的居处取过“友山草房”、“玉磐山舍”、“玉兰堂”、“安处斋”、“停云馆”、“悟言室”等等许多雅称，其实，正如其所言：“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这样看来，这些印章只能是文人遣兴的“文学中品”罢了。

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作家也给自己的斋室取名治印。如“绿林书屋”（鲁迅），因“正人君子”诬贬鲁迅先生为“学匪”，故他以此名反讥之。“羿楼”（柳亚子），典出于《淮南子·后羿射日篇》，羿为古代神话中的射日英雄，“日”即指当时日寇，反映了主人抗日时的理想与意愿。“寄萍堂”（齐白石），国画大师白石老人在年近半百时，因厌倦其到处漂寄的生活，遂将自己的新居取此名。《未厌居》（叶圣陶），一卷在手，其乐无穷，读来如见其人，寓取“学而不厌”之意，这恐怕是出于毕生好学的偏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