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公益律师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从致力于消除身高、乙肝、性别、年龄、残疾歧视的学院派公益律师周伟到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奔走的郭建梅，从为春运火车票涨价状告铁道部、华南虎事件中状告“周老虎”的郝劲松到替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沃兴伟，他们的作用和价值正在得到公众的肯定。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公益律师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也面临诸多困境。

调查显示，目前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成长时间还很短，不成熟。加之律师群体社会形象亟待改善，部分律师缺乏良好职业道德，这些都对公益律师的成长提出严峻挑战，因此明确公益律师定位、职责和未来发展方向，成为业内外共识。

胜诉率不足两成

目前公益诉讼关键难点在立案，这是众多公益律师的共识。事实上，上述提到的那些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的案件，只是公益诉讼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公益案件从一开始就被法院拒之门外。

有“公益诉讼第一人”之称的丘建东律师坦言，公益诉讼之路充满艰辛。

因春运涨价状告铁道部而备受关注的郝劲松律师，2005年仅就铁路部门没有发票收据，就前后打了五次官司。2006年法学博士诉“全国牙防组认证”欺诈案的诉讼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调查显示，目前的公益诉讼胜诉比例也比较低。中国社科院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法律环节遇到的困难，公益律师还面临着社会环境的考验。公益律师们一方面要坚持在尊重现有秩序下寻求法律层面的理性纠纷机制，另一面却又不得不经常面临诸多误解和批评。更有甚者，一些人认为公益律师就是无事生非的“麻烦制造者。”

在妇女法律权益援助方面先行一步的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在公益律师道路上已坚守14年。她坦言，本想用自己努力去救助贫弱群体，却常常被一些人说成精神病，被误解为是炒作，想出名。

因火车票和发票官司而被人们知晓的郝劲松，是不少单位和部门眼中典型的“刁民”和“狂人”，其行为被认为是“无理取闹”和“炒作”。一些替农民工维权的律师则被人打上了“借贫弱群体敛财”的标签。2009年4月，公益律师严义明就被不明身份者殴打。更多公益律师表示，遭恐吓或无形施压情况时有发生，却很少为公众知晓。

但有的案件也暴露了律师行业中职业道德的缺失，这无疑也给公益律师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的改善蒙上一层阴影。

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资金来源是公益律师组织运作的一大难题。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基金是3年前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现在该基金第三年已到期。郭建梅说现在压力很大，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渠道和资金。

截至目前，中国公益律师网络已有100多家律师事务所和200多位个体律师参加。听起来数量比较庞大。实际这中间存在不少问题。很多律师向郭建梅抱怨，他们愿意办公益诉讼案件，为什么不找他们？郭建梅坦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钱支持这些律师在各地办案。因为没有资金，很少有律师有能力或愿意做公益诉讼。

不少公益律师现在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存在困惑。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充分与政府和有关机构合作，这样资源更多，资金更充足，从硬件设施上能吸引更多有公益理念的人加入，也有一部分人却坚持做纯粹的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的收入也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难题。不少人坦言，做公益律师，很多时候连自己都养不起，更不用说养活家人。这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郭建梅做公益律师14年，至今没有车。当年北大同学如今已大都是教授、知名商业律师和企业家。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上，曾有同学惊诧地问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此外，做公益律师还要承受各种外在的压力和误解。因为压力太大，郭建梅曾一度患抑郁症。在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5周年庆典上，她上台发言时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她所面临的压力和环境是几乎所有公益律师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1月9日年度论坛上，郭建梅对于未来公益律师如何坚守理想，如何更好地成长表示忧虑。“我们坚守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坚守？怎样才能做一个体面的公益律师，都是我们现在需要迫切考虑的问题”。这或许也正是当前公益律师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公益律师人才匮乏

“我们经常被挑剔，经常被误解。”“在国家没有激励机制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做公益律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公益律师周伟直言不讳。

社会对于公益律师的认识和理解很重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卉，同时也是公益律师。她认为，经济学木桶原理也适用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层面。公益律师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贫弱群体利益。只有基层贫弱群体利益得到保障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水平才可能提高。从这个层面讲，公益律师对社会而言必不可少。

据了解，目前国家尚未建立公益律师的有效激励机制，很难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公益律师的行业。“我做了15年专职公益律师，每次我们开会就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瓶颈。” 谈到公益律师人力资源问题，郭建梅这样说。

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律师有13万。相比13亿人口，每1万人中才有一个律师。而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是贫弱群体，处于社会基层。“一个普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一般老百姓很难请得起律师。”

在中国，公益法和公益律师成长时间还很短，不到15年时间，目前还不成熟。此外，公益诉讼在法律程序中还面临许多障碍，比如一些法院不受理、个别法官刁难、起诉资格等问题。

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建议应尽快修改诉讼法，保障公益律师合法权益，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业内人士建议，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公益诉讼可适当采取一些积极策略。比如，郝劲松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对社会上一些严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可采取短时间内发起持续诉讼，积极推动诉讼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