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6月16日《工人日报》曾刊登两篇文章，报道并点评了诗人安敏热心工人文学事业的感人事迹，以此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今谁来写工人？那时我读罢文章，剪手伫立窗前，遥望远山，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从农村招工到矿山，干过岩工，当过工宣队员进驻学校，从事过干事、秘书。然后，从科长、处长、总经理助理升至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同时兼任文联主席。说到文学爱好，在我们公司那个小圈子里，我也算半拉“写家”。起初编民歌，后来写散文、小小说。近几年尝试短篇、中篇，上过《十月》、《中国作家》和《北京文学》。前年五月间，开始创作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命石》，整整耗费了一年的时间。稿子投给《十月》，不知命运几何，时常忐忑不安。

窗外，天空一派晴朗，明晃晃的阳光令人炫目。越过重重叠叠的山峦，我仿佛看到天盘山铜矿。那里有牛子儒、熊汉方、钱四丫，那里正在演绎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那里是我《命石》里的艺术世界……我有些飘飘然了，似乎有资本作答——如今我来写工人！

我所在的公司是国有特大联合企业，系国家主要产铜基地之一。下辖矿山有三座经过40多年的开采，资源刮得剩个锅底，迫于2003年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当时我作为分管领导，亲身经历了整个破产重组的过程，既和职工群众有过燧石火镰的心灵碰撞，也和他们共同经受了轰轰烈烈的磨练和考验。打那以后，牛子儒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无论怎样撵，都撵不走。《命石》开篇之后，更是如此，他天天催我往下写。

恍惚之间，牛子儒向我走来，问我：皱着眉头想什么。我说，如今谁来写工人是个问题，然而，如今写工人写什么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你来说说这个问题，如今写工人写什么？牛子儒顿了一下，反问我，你的《命石》写的什么？说完他转身走了，剩我一人独自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过去常说，在黑暗的旧社会，工人是劳工，是苦役，受压迫，受剥削，牛马不如……新中国成立后，一时间全国人民都称工人“老大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人“老大哥”也面临一种“回归”。在这艰难而痛苦的“回归”过程中，他们定然有精神情感的失落和迷茫，有既得利益的放弃和割舍，有自谋营生的压力和苦闷……当然也免不了发几句牢骚，甚而吼几声骂娘。但是，这些一时的心理释放，与今天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和稳定和谐的大好局面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应当记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没有“主力军”的自觉回归，就不会有当今的辉煌和飞跃。若从文学角度来讲，工人“回归”的心理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加坎坷，更加漫长，由此伴随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必然使人性得到充分的展现。由此看来，“回归”当是一座文学富矿，它为作家提供了生动的矿石。若失去这样的时代脉动不写，真是太可惜了！

想到此，心突突地跳，真渴望《命石》有个好运气。它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写作路子，而且影响到牛子儒这个群体的命运前程。《安敏：物欲欢宴的向隅者》结尾说得有道理：“工人不能落寞得太久，否则会失落自我。”

值得庆幸的是，《命石》沾了工业题材的光，受到《十月》的关注和偏爱。在编辑们的指导下，经过修改，很快得以全文发表。前些日子，《工人日报》又发表了杨占平撰写的评论：《自觉意识和勇于担当》，对《命石》创作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由此，我时常想，自己是工人中的一员，对工人自然最熟悉，最了解，最有感情。如果连我这样的工人文学爱好者，自己都不写自己，那还有什么理由指望别人来写我们这些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