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强的手机近来一直处于停机状态。今年春节过后的2月6日到10日，这个小伙子从家乡湖南凤凰县农村前往浙江温州求工，一路上与跟踪采访他的记者聊得挺热乎。年初，在《过大年：本报记者跟车、蹲点采访记》中，本报曾对他以及另外几个到沿海谋职的农民工兄弟作过详细报道。

时近一年，他们的命运如何？

杨正强是第一个列在回访名单上的人。一个平素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电话给“掐”了？跟他同在温州做印刷工的弟弟杨正福告诉记者：“我哥觉着手机花费高，已经好几个月没怎么用它了。”

在城乡间漂泊

去年下半年温州受金融危机冲击，出现农民工“返乡潮”。杨正福转述当地报章上的说法称，温州低端洗发水销售额下跌了32%，这说明有32%的打工者离开温州了。随后，他用工友们今年常挂在口头上的一个新词儿概括说：“农民工下岗”。

今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廿八，记者搭乘由深圳开往湖南的N594次列车，跟踪采访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在餐车碰到在拥挤的客流中抢座位的金志红和肖伟。他们来自湖南常德农村，过完春节假期后，他们又像往年一样返回服务多年的深圳“立信工业”。不料，今年4月前后，因企业外贸订单吃紧，他们先后被“放假”回家。

“把我们这样的熟练工裁员回家，其实挺可惜的嘛。”肖伟今年4月回到乡下后，开始呆在家里“吃老本”，一心一意陪着妻子生孩子，把家务活全都包了下来。他这一年“基本没干啥正事，成了‘坐家’。”

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大规模的“返乡潮”过后，沿海企业又闹起了“用工荒”。

在杨正强抵达温州一个月后，这座城市一度停滞的生产流水线很快出现“反转”。

“我们回来几个月后，‘立信工业’的订单开始回升了。”最近在常德市区开店经销手机的金志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个消息，是“留守”在“立信工业”的同乡吴开明告诉他的，可他不愿一年三番五次在路上不停地折腾下去了。

杨正福说：温州出现了新一轮“用工荒”。

不仅是温州，深圳也出现了“用工荒”。今年七八月间，在用工需求回暖的热浪中，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王学军一天要往“家里”打好几个电话，他不断向省内有关市州“求援”，传递的信息就是“深圳需要人手”，务必尽快向深圳有序输送劳动力。

然而，在农民工“返乡潮”之后，似乎很难出现一个同样规模的“返城潮”，“急急如律令”难以弥补沿海企业的用工缺口。

农民工需要掐算往来于路上的成本，掂量能否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如果干不了几个月又得回家过节，动身走出家门的念头，便显得格外沉重。

杨正福对记者说：“有的人回乡后不愿再动，有的人又去了广东，也有的人去了西宁。这一年挺折腾的。”

留守沿海

吴开明是金志红、肖伟的常德老乡，他跟金志红一样已经在深圳干了八九年，其中在“立信工业”5年多。

去年“立信工业”因订单吃紧，“放了好几批假”，吴开明说，虽然与金志红、肖伟在同一个车间，但他管的数控机床更复杂，机加工的精度更高。手头的技术相对强一点，让他幸运地躲过了工厂一浪接一浪的“裁员风暴”。

金融危机对企业所展现的巨大杀伤力，使农民工像老板一样关心起企业的生产订单来。订单是多是少，已经跟他们是去是留的个人命运直接相连。

“立信工业”生产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出口日、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在今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廿八坐火车回乡过节的肖伟说，前一天他们还在上班，但做的是今年4月份的订单。

“我们现在正做当月的订单哩。”12月9日，吴开明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语气平静沉稳，丝毫没有春节前肖伟的焦虑与急迫。

“现在企业像是天天在招人噢。”吴开明在电话中啧啧对记者说，现在工资也长了一点点，“车间里还新来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做数控加工见习工程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与大批企业“裁员”不同，一些企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千方百计留住工人，目的就是先扛住危机，等待形势好转，免得用人的时候“抓瞎”。

柏迪制衣是广东增城市一家中等规模的牛仔裤加工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订单量一个月内骤减了80%。“员工没事可做是最头疼的问题，计件提成没有了，收入就下降，很多员工提出离职申请。”总经理钟启云回忆起那段时光说：“但我估计经济肯定有复苏的一天，不管怎么样先咬牙扛着。”“人是最难找的，企业还要发展，裁员不是办法。”

在那段时间里，尽管订单锐减，企业12条生产线却不敢停产，只能实行生产线轮休——停产就意味着工人将流失。除了按期支付员工的基本工资外，企业还组织他们到周边景点旅游过两次，目的就是要留住人，等待形势好转。

坚持下来的企业，大部分都等到了订单回升的这一刻。

返乡创业

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到今年10月底，因金融危机返乡的285万农民工中，已有230多万人重新就业或自主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刺激了城乡企业的用工“内需”。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到9月，湖南30万自主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建起了10万多个返乡创业型民营企业，吸纳110多万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

“养蜂算企业吗？”临湘市横河村农民郑平波去年8月从广东南海回乡后，把老父亲在家单枪匹马、“小打小闹”搞起来的六七箱蜜蜂给养“活”了。

经过一年多收购和繁殖，他已经拥有近两百箱蜜蜂，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蜂大户。

今年4月中旬，郑平波首次携带蜂箱赴外地放养。临行前，他曾对赶到他家采访的记者说，他对“书上把养蜂的称为‘蜂农’”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他认为自己养蜂“实质上就是在做企业”，而且明年春暖花开时节，他这个“蜂农”要雇至少两个“工人”来帮他侍弄蜜蜂，去河南、陕西、青海追踪蜜源，“把蜂蜜的质量提升两到三个档次”。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除了蜜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之外，郑平波设想中的“前店后厂”模式也已建立起来。

去年跟他前后从广东清远回家的儿子郑瓒、儿媳宗洋，今年5月4日在县城开起了蜂品专卖店，以销售他的产品为主，槐花蜜、蜂王浆、荷花粉之类的产品都有。

“我创业，让儿子儿媳就业！”说起这些，郑平波在电话中跟记者聊得格外开心。

儿子儿媳以前给别人打工，金融危机一来便失业，现在给自家打工，他反复对记者说“保证不会亏待他们”，明年还要再开一家店。他说：“蜂品消费在县城慢慢有点火了，你不抢先经营，人家也会开店。”

郑平波的远期目标，是三五年内把全市50箱以上的150多户养蜂户组织起来，成立蜂蜜产销协会，共享技术、信息、物流、购销等资源。他说：“到那时候，儿子、儿媳可以专门负责收购，把蜂蜜的经销做大做强。”

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6月，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周乐红在岳阳召集自主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座谈，邀请了他参加，他感谢记者对他的“关注和爱护”。

跟郑平波一样，在常德市桥南市场开店的返乡农民工金志红也信心满满。他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主要是长沙、深圳，等下一次去深圳，他就是“摇身一变”，不再是数控加工工人，而是一个关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小商人了。

记者也从肖伟那里得知，利用“下岗”后几个月的空闲，他在当地劳动部门拿到了“中级工”证书。当时放言“不怕被裁掉”、“哪个厂子不要人干活？只要有技术，就能找到工作”的肖伟，终于在“下岗”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对生活充满十足的信心，就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信心，是坚不可摧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浙江温州公交车车票的背面，印着这句总是让人心头一热的文字。

这张车票，是今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二）到10日（农历正月十六），记者跟踪采访农民工时，特意保存下来的一个小小留念。它常常勾起记者的回忆——那些奔波在城市和乡村路上的农民工，他们的隐忍与坚毅、开心的笑容、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