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作家的底线和常识的危机
近日,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中国著名作家二月河姓名商标再次遭抢注的相关事宜。二月河表示,将会依法为自己维权。
老实说,无论是“二月河及ERYUEHE”,还是“二月河开凌解放”,笔者都不甚关心,因为隐含其中的游戏和投机成分尽人皆知。笔者关心的是身陷“商标门”之下的作家二月河的姿态:“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和商业挂钩。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本身是一种文化、情绪的一种内涵,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卖自己的名字,更不会用名字去开发商标。”
“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本是常识,但是,在社会屡屡陷入常识危机和常识有被裹胁的当下,这样的话语难免让人产生感喟。因为有太多的作家正在摇身变为“挣钱的机器”和“金钱的奴隶”,更严重地说,不少作家现在比拼的已不是艺术良知和社会良知的张扬,相反,金钱成了追逐的目标和所谓成功的标准。
某作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码字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比一般人更好更像样一些。另有一些作家也都或公开或隐晦地表示过为名为利写作的话语。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也说是为了广大的世俗读者而写作,其动机和目的是通过写作来获得金钱。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说“作家就是挣钱机器”。可以说,当下一些人的作家角色,正沦入庸俗的生存者行列。为名利而写作,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卑俗的生存者摆在了作家的角色位置上,由此出现的作品必然是屈从于市场、对读者曲意逢迎的、抛弃了艺术精神的作品。作家在面对现实弊病时早已情感萎缩,变得麻木,失去良知,而在媚俗和金钱追逐这一点上,反而显得才华横溢,激情四射。在这样的前提下,“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尤其有重申的必要。
作为一个生存者,巴尔扎克有追求金钱和异性的一面;而作为作家,他却是堕落的社会与人性的批判者和人类拯救者,是良知的弘扬者。因此,作家可以是一个卑俗的生存者,但绝不允许是一个卑俗的作家。生存者的卑俗是面对自己的卑俗,而作家作为公众形象的卑俗则是面对公众和社会的卑俗。那么,“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之于当下的意义,还用多说吗?
指责作家放弃了社会良知,并不是要作家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作家要担当起社会的期待。社会一方面期望作家作为文学精神的担当者,时时为正义和真理而呼唤,为浑噩的灵魂敲响警醒之钟;另一方面则是说作家必须是为文学的作家,是听命于文学的作家。当他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与人生的残缺与丑恶时,会表现出应有的态度、责任心和人格,不出卖灵魂,始终作为社会精神的引导者、人的灵魂的塑造者而立足于社会。其实,正是本不应存在的错位和偏颇才让“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成了亮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作家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人有人的良知,社会有社会的良知,作家更应有自己的良知。这是作家的底线要求,也是常识的必然。“作家不是一个挣钱的机器”道出的残酷事实是作家的底线失守和常识的危机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