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是一本在现在的青少年中颇受欢迎的文学杂志，其主编是“80后”女作家张悦然。在最近一期的《鲤》中，张悦然和她的同事策划了一次专题问卷调查，让时下那些各领风骚的“80后”作者谈一谈他们对上一辈作家的看法。

——“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先锋派的影响，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

——“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的作家们，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

——“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是以相同的口吻和决绝的姿态来了一次集体的“反水”，不能不令人瞠目以对。

历来反传统也总是有传统的，所以在惊诧一阵之后大可见怪不怪。诸如此类的事，在1998年就曾发生过一次。1998年的夏天，已在文坛上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朱文、韩东等人拟了一份问卷，寄给了70位与他们的年龄、境况大致相同的作家。同年9月，这一问卷及其答案以《“断裂”：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案》为名在《北京文学》上发表。问卷中，对鲁迅、宗教和西方哲学等极端的提问方式及那些作家们否定式的回答在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口诛笔伐，满城风雨。“断裂问卷”距离今天不过十多个年头，或许还仍是余恨未消，余痛未了。也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批在写作上惯于天马行空的“80后”，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上一代作家划清界限，除了“出名要趁早”这类浮躁世风的鼓噪，我看主要还在于他们缺乏对自己以及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

虽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文学之所以代有传承，就是不断继承与创新的结果。这具体表现在前代文学会给后代以思想上的营养和艺术上的启发，并必然在后代作家的作品中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痕迹。事实上，几乎所有功成名就的作家都从不讳言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所受到的类似于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样的师承，并对这样的作家充满敬畏与感佩。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从屈原和惠特曼的作品到郭沫若的诗歌，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孙犁到刘绍棠和贾平凹……正是在如此不断的借鉴与吸收中，实现了如列宁所说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更多新的东西”。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为代表的先锋派文学盛极一时。他们的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上进行了大胆的推进，有些作品在今天依然堪称经典。固然，先锋也有疲软的时候，但他们以其人生智慧和文学进取心所达到的那一个台阶总是一个赫然的存在。而且，正是因为先锋文学的出现，才为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个人写作与个人叙事打开了一条至今仍在通用的途径。单就这一点而言，“80后”们或许就应感激不尽。但也正如文学评论家张闳所指出的那样，先锋作家得不到“80后”认同的原因在于“80后”的心理问题，某些人因为要盲目地标榜自我价值而去否定前辈作家。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他们的政治文化修养、知识结构、道德立场、观念、精神状态、文学资源等等，毋庸讳言，还处于一种因年龄、阅历及自大所致的混沌状态。虽然从表面看，他们似乎谁都是天赋异禀，横空出世，但在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语言关都还没有过，显然是骑着扫帚上“天堂”。

傅雷先生曾说：“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而经验的狭隘性和极端的个人性则在“80后”的作品中随处显露，内心感受或许是其唯一的强项，但也因一再絮叨和浅层次而使人不胜其烦。凡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具有的核心内涵总是与精神、信仰、拯救等有关，甚至如张承志那样“爱世人，正因为爱得一往情深，所以痛苦，痛苦得不能自拔”，但在越来越自我的“80后”那一代的作品中，以我的孤陋寡闻，显然还没有发现。

同时，也不难发现，我们的主流文学评论界对此也一直是沉默着，而这样的沉默并不一定是宽容和默许，也许就是一种深度的轻蔑。或许，这也已成为“80后”的另一种“少年维特之烦恼”。读者大概要问：可他们作品的销量很惊人？那是“故作老成”对“少不更事”，又有商业牵着鼻子走，自然就显得热闹。狂妄也由此而起，忧虑也因此而生。

眼下我们的文学，既有“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说；也有“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之论，反差之大，不由得使人一再掂量和审视。如果说“断裂”之后尚有转圜的余地，而决绝地否定，无论怎么说总是不妥的，说过的和听过的，依然可堪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