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高峰会因病未能叨陪末座，至憾！谨祝戏曲文学在历经西化、异质化以至边缘化的劫难后，收复失地，返本开新，重新成为一剧之本，亦使表演重新成为舞台中心，作家重新成为演员导师，中国戏曲重续千年香火！”前不久，在常州举办的“首届编剧读书班”上，当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念起剧作家王杰仁为某编剧论坛发去的一纸贺信时，所有与会人员无不为这位老编剧对戏剧事业的爱心和苦心所打动。

把全国部分中青年编剧召集到常州来“读书”，缘于中国剧协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剧本》杂志社副主编黎继德表示：“我们预知当前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不容乐观，于是请来各地代表进行交流沟通，结果一看调研报告大吃一惊，没想到全国剧作家现状‘惨’到这份上，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现状——

前后都看不到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有省、地、县三级剧本创作队伍，号称山本五十六，即356人。如今，这些剧作家几乎百分之百退休。“当前我省能够写大戏的不足10人，而在这10人中，有5人在潜心创作电视剧，另外5个坚守在戏剧舞台的，姑且可以看成是他们的生命所爱吧！”吉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宋存学无奈地说。

广西的剧作家也老得老、退得退、走得走，目前能写大戏的不足10人。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编剧常剑钧一不留神成了当地的“地头蛇”，广西有影响的大戏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广西剧展上，15台大戏由我编剧的就达3台，可除了悲凉外，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的人。我的搭档梅帅元随张艺谋去赚大钱去了，我省的编剧阿丘也跑去中央台去主持节目了。”常剑钧字字句句透露着孤单，眼下令他得意的是，他把广西的知名娱记胡红一“挖”进了编剧队伍。

陕西戏剧创作中心副主任谢艳春前不久对全省的剧作队伍进行了详细调研。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目前仅余十几名专业编剧。从2006年至2008年9月，全省编剧新补充8人，而在这三年中，去世的3人，离退休的9人，编剧队伍进出倒挂。而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情况就更不乐观了。省直六团的在职编剧只有两人，其中省话剧团一人，省花灯团一人。北京的剧作家现状则更为特殊，一方面舞台空前活跃，一方面编剧人才匮乏，除了北京人艺外，北京市属剧院团只有王新纪一个专职编剧，他今年一退休北京就剃了光头。如此推算，真不知北京的那些戏剧都是哪些神笔炮制的。

“当前剧本荒现象十分严重，我们有洋洋几千万戏剧演员，却只有寥寥不足百人的剧作家。有时一个剧作家同时为好几个剧种写戏，由于剧种存在特性和地域语言的差异，中间还要请剧本‘翻译’。”季国平哭笑不得地说。

困境——

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剧作家队伍在近10年来迅速萎缩和跌落，编剧廉颇老矣却无奈“退而不休”，仅存的硕果成为当地的“活宝”，这种现象不能不引人忧思。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次读书班上的一些编剧却都过得很滋润，并非如想象中那般苦大仇深。对此，《剧本》杂志社的朱旭辉说：“他们都是‘熬’出头的，绝大多数剧作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看来，也许正是因为编剧队伍的整体萧条，才衬托出少数活得滋润的个体。

据了解，社会地位低、待遇低、作品不能体现个人意志、作家的辛劳得不到价值认可是导致剧作家匮乏和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拿“梅花奖”和“曹禺奖”两个戏剧奖项来说，剧协每届的“梅花奖”颁奖各地都抢着主办，而“曹禺奖”颁奖却没有几个城市愿意接手；另外，“梅花奖”获得者除了获得不菲的奖金外，地方还给予每月几千元的津贴，而“曹禺奖”却什么也没有。“演员一旦获‘梅花奖’，就好比‘五子登科’，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儿子都有了，演员和剧作家的待遇天壤之别。”黎继德感慨道。

除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外，剧作家还要能经得住自己的作品被反复改动和折腾，有些不愿遵守这种“游戏规则”的剧作家愤然抛出一句“谁都能改，编剧不是人干的活”便出局了，留守的便都成了精英中的精英——公鸡中的战斗机。剧作家姚远的一部话剧作品在众多人士的“宠爱”和“关怀”下被改动N次。末了，姚远打趣地说，干脆署名“集体创作，姚远执笔”得了。对此现象，剧作家刘锦云直言：“剧作家是要对自己的心灵负责还是要对‘老板’负责？我认为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追求，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追求，艺术家要清醒，政治家要开明，艺术家要知道戏比天大也要知道天比戏大。”

作家缺位，教育何为？据了解，学院派戏剧编剧的“成活率”极低，学生毕业后基本胜利大逃亡。因为编剧不仅要具备古典文学修养、一定的戏曲功底，还要有表达能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但目前90％的高中毕业生对戏曲一无所知，院方也几乎招不到有戏曲经历的学生，而这批学生在校期间还没培养出对戏曲的感情就已经毕业了。

颓势——

“弃暗投明”进入影视圈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神笔战友”们的退离，宋存学曾不止一次地发出凄凉的感慨。而在常剑钧眼里，“炼狱”二字足以概括剧作家们的艰辛，“我们这些熬出来的尚走过了一段寂寞和被冷落的过程，那些没有熬出来的小编们都生活得很‘苦’，特别是地市和县一级的编剧，写了几抽屉剧本没一个上演的大有人在。”他认为剧作家的一生都与“苦难”相伴，但又必须有一种达观的精神，这种“仙境”并非所有人都能修成正果。

待遇又低，门槛又高，使得门内的打退堂鼓，门外的望而却步，一些比较“现实”的编剧纷纷“弃暗投明”投奔影视圈。对于手底下的人当“逃兵”，常剑钧却表示宽容。在他看来，“坚守”二字分量很重，并非人人都能承担，他觉得名编们到影视圈去“改善生活”没什么错。“我对坚守的人表示崇敬，对离开的人表示宽容，总之一句话，统统理解。”常剑钧说。

既然冷板凳也坐不成个“家”，外面的诱惑也比天大，学院派也高比例“夭折”，那留守下来的编剧都是何方神圣？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坚守？

除了魏明伦、郑怀兴、王杰仁、刘锦云等时代造就的老戏痴外，当前活跃在戏剧领域的中青年剧作家大都不是科班出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喻荣军竟是医疗领域杀出的一匹黑马；河北的肖绍权和江苏的胡永忠都是演员转行；湖北武汉的邱建秀做舞美倒没什么名气，改行做编剧却红透了江城。所有硕果仅存的“留守编剧”们之所以与戏剧不离不弃，用宋存学的话说，“他们没把写作当成职业，而是作为生命体验，他们与戏剧文学深深相爱、惺惺相惜。”以至于勾也勾不去，撵也撵不走。

说到创作，湖南编剧汪荡平一直强调要重视戏剧文学。这名已投身商界的编剧近些年杀了个回马枪又重返他热爱的戏剧界，他有意让戏曲重回盛世，让社会名流把看戏当成一件时髦之举，但是，现实与意愿的差距之大，让人感到现实的困境。

有人说，戏剧的危机实际上是编剧的危机，换句话说，中国若没好剧原因之一应归结为没有好编剧。为此，有着“巴山鬼才”之称的魏明伦一直在呼吁“编剧主将制”，他期待戏剧文学与表演艺术比翼齐飞。对于剧作家和戏剧文学在整个戏剧中的弱势地位，刘锦云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不是文学休了戏剧，而是戏剧私奔了，我们要为戏剧招文学之魂。”此话虽生猛，却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