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诗人顾城的著名诗句问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喊出了压抑十年的一代中国人在内心涌动的渴望。

就在这样激动人心的社会背景下，涌现出了一位对茅台后来走向现代企业具有奠基意义的人物——邹开良。1985年，邹开良出任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工程扩建指挥长，而此前他已在茅台工作了12年。

邹开良上任的时候，中国沿海的非公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朝气蓬勃的局面，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亦是动人心弦。而此时的茅台却多少显得有点落寞了——铁桶般的计划经济贯穿每个环节。茅台酒厂仍然只似国家的一个生产车间，国家计委制定分配计划，销售则完全依赖各地糖酒公司。计划加专卖的体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活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邹开良抓住这一契机反复给上级部门打报告，要求企业提留超产产品的一部分或者少部分，进入市场，自行销售。但均被打回。

1985年的某一天，机会终于来临。

海军副司令、老红军周仁杰代表中央到茅台酒厂视察。周问：“厂里在发展方面有什么困难？”“资金困难。”邹答。“要多少钱？”周又问。“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政策。”邹壮着胆子把厂里想提留超产部分的30%，自行销售，所得利润用于茅台酒厂滚动发展这一想法作了汇报。周听完甚为欣慰，当即表态亲自向国务院汇报。不久这一愿望实现。

后来，邹开良又向省政府汇报，要求超产部分，全部留给企业，自主销售，所得收入用于滚动发展茅台。也许是看到了茅台的良好发展势头，贵州省政府很快作出批复，同意茅台酒厂的方案。

这时的国营茅台酒厂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这远远不够。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1989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在紧缩银根，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滑坡。茅台酒作为控购商品，退出公费宴请。

一边是各地糖酒公司卖不出货，一边是生产包装出的茅台酒挤爆仓库。

时局，逼着邹开良和他的班子作出决断。邹开良决定亲自带队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他们一个点一个点地走了20多个城市，最后在包括香港在内的20多个沿海及内地大城市购买房子，建立销售公司，搭建了今日茅台销售网络的雏形。并在广州市中心打出了第一个商业广告，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

次年，茅台酒的销售全面回暖。同时也宣告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茅台与国营糖酒公司长期建立的“销售协议”自然“解约”。由此，茅台酒产品全部由企业进入市场，当年销售就超计划完成。

此后，邹开良还多次走出国门，到一些国外大企业参观。眼界的开阔让邹开良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企业一定会像西方企业一样走向科技化、制度化、集团化。而这首当其冲的是人才，他开始把人才培育作为发展战略，挑选优秀青年员工到高校带薪脱产学习，这些人中有一个叫袁仁国的，多年后成为今天百亿茅台的掌门人之一。

为留住当时厂里的技术一号人物——季克良，邹开良借着出差上海的机会，在大年腊月二十七，零下10多度的气温下专程赶到江苏南通，分别给季克良的生父母和养父母拜年，进门时，他已被冻得说不出话来。多年后，成为茅台集团董事长、中国白酒行业泰斗的季克良说，当时他被邹开良的行动深深感动，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在今日看来，当年邹开良大刀阔斧进行的大大小小几十项改革，都是具有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的。而在当时，几乎每一个举措都会引发争议。

面对怀疑和争议，邹开良回答，“若不成功，乌纱帽随时取走。”

邹开良和他的同事们，以那个年代特有的决心和信心，在风口浪尖艰难前行，为茅台后来走向现代化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2年，邹开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考察回来，深受触动，感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未来的方向，于是将这一想法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恳求在香港以H股上市。但有关方面最终的态度是：茅台是世界名酒，步子放缓一点。而这一缓就是近十年。

“若茅台早在1992年就上市，现在又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啊！”晚年的邹开良时常在回忆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明日刊出《群像故事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