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李柳生的事迹，第一个印象是他“没干什么事”。显然，这是个误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色彩在对比中存在，情节在矛盾中发展，性格在冲突中表现，成就在逆境中彰显。长久以来，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

作为一名工会主席，李柳生的工作环境实在是太“顺”了，公司效益好到不需讨薪、没有维权，甚至没有大面积的帮贫济困，工作环境顺到简直可以无所事事。但是李柳生却把顺境当做另一种考验，把“锦上添花”当做一门学问，而且也果然绣出了精致的花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以来，我们总觉得只有在逆境中做出的事业方可称伟大，却有意无意忽视了顺境对成功可能更为有助。30年前，我们惊叹陈景润在半间斗室里推演出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时，很少有人想过，给他一间更大的工作室，会不会让他出成果更快些。实际上，不论是史料还是文学作品，总在向我们灌输一种悲剧情结。比如说“多难兴邦”的说法固然有理，但如果推出这“邦”一定要靠“多难”来兴，就值得商榷了。

可能更要命的是，这种说辞有时不免成为一些“逆境制造者”的堂皇借口。比如说某些先进典型，因为没有过多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行为，让上级觉得“不够突出”。某些被默认的价值观念中，把先进真的当成了“老黄牛”，认为他就应该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去吃肉。甚至不排除一些有权有势的一边欺负人，一边念着“天降大任于你这厮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李柳生的报道如果能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话，那不妨这样说，顺境一样是成功的舞台。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干点实在的事，就是最高境界（李柳生事迹祥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