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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09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嘟粑

□ 曾义兰
《工人日报》(2009年10月16日 006版)

童年时,我觉得嘟粑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嘟粑,是我们川东人逗小孩子的叫法,其实就是非常原始的一种麦面粑,是在初夏时节,农家用自制的麦麸含量较重的粗面粉制成的。通常是将粗黄的新麦面粉用水调稀,然后将其贴到铁锅里用柴火煎,新麦的香气,再加上炉下柴火的淡淡烟味,都深深地浸入到那黄玉般莹洁光鲜的麦粑中,有一股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香味。在农家点了煤油灯的方桌上,则更是有一股令人眼热的温暖味道。至于为什么又叫嘟粑,大人说,是孩子们吃了,就欢喜得再也不会嘟着嘴了的缘故。

我吃得最多的嘟粑是我在外婆家,那地方名叫中坪坝,离县城20多公里,是本县最穷最苦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地方,油、豆瓣和花椒等川菜必需的调味品是奢侈的,只在请客时用。盐虽然不算奢侈品,但也没大方到可以随便用,因为那东西得拿家里仅有的两只鸡偶尔下的蛋跑几里路去公社换,这是一个麻烦的过程,因而大家多数时间都能省则省,以最省油盐的方式煮菜。

嘟粑却是这种生活中的一道精致美味,所费油盐不多,可以和任何菜汤相伴,但我最喜欢的,是它和洋芋汤的组合。黄黄的洋芋和深黄的新麦子粑,发出淡淡的软玉一般的柔光,与灶里的青烟和锅里的水汽一道,将满是烟尘的农家厨房,烘托得亲切而温馨。

作为中坪坝的小客人,我品尝过村里所有人家的麦子粑粑,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粮食之于穷人家的金贵,总喜欢在别人家里“望嘴”,而朴实的中坪坝人,也从没觉得我这张突如其来的小嘴是多大一个负担。虽然有时因为我的出现而让女主人忍嘴吃个半饱,但大家仍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那时我的小嘴很甜,每次吃完都会夸人家的饭菜香,夸得女主人乐呵呵的。我这个小小城里人的意见,会让她们开心半天。

虽然夸了很多人家的嘟粑,但真正让我喜欢的,还是一个姓陶的老婆婆做的。她做的粑里有些花椒面,而洋芋汤里多了些咸菜和葱,仅凭这点小小的讲究,就让人感觉出一些不一般来。老太太的父亲是厨师,见识比多数乡下老太太要多一点,同样粗糙的农家饮食,因那点小小的见识,而变得不大相同。

陶婆婆的孙女萍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大两岁左右,但对于田野和农村生存技巧,懂得比我多太多了。我们俩时常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每次都用小背篓背回半篓麦穗,她会把我的那一半,交到奶奶手上,看她用满是裂纹的手把麦粒一颗颗脱下,然后用筛子细细筛好,放到锅里焙干,然后抓进石锥里锥成黄黄的麸面。不出意外的话,半小时后,我一下午的劳动,便会变成两个印着老奶奶手纹的麦子粑粑放到我的怀中,而我给萍分时,她总是一面吞口水,一面说不爱吃。她自己每次捡的麦穗,则送到保管室,交到队长手里,乐得队长直夸这女娃娃是全生产队觉悟最高的人。

我一直对她的举动不解,有一天在山坡上放羊,才听到她的心声,她想让队长表扬她,这样,长大就可以在队上教幼儿班,算是当上老师了。她的愿望当然没能实现,在一次突然的火灾中,她烧残了双手。

前些日子,我去乡下一户农家,看见久违的土灶,鼻子里不觉又显现出嘟粑那诱人的香气,于是央求主人做两个来吃。年轻的主妇有点茫然,问旁边的中年妇女是何物,那女的笑笑对我说:“现在谁还稀奇那东西?还是给你炖只鸡吧!”

她的笑很热情也很诚恳,但我却觉得怪怪的不舒服。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还是做了,外形和质感与记忆中别无两样,只是它旁边的陪衬物变成了鸡鸭鱼肉,吃起来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味道了。嚼着那无味且有些粘牙的麦子粑,我眼前总晃着萍的身影。

喷香的嘟粑,粗糙中带着粮食香味的感觉,让我永远地怀念,如同记忆中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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