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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昔日繁华与喧嚣的东埠老街，在正午直射的阳光下，慵懒而寥落。

穿街而过的东河静静流淌，只是早没了当年“码头密集，万船攒动，船工们川流不息”的胜景。

“省里开过会了，老街整体开发、发展旅游的思路已经明确了……”老街所在的景区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和老街的很多居民一样，盼着重现当年店铺林立、人来熙往的旧容。

有过辉煌与荣耀，经历了兴衰和起伏，期望着再度崛起……今天的老街，一如四十余公里外的“千年瓷都”——景德镇。

枯竭的高岭土

东埠老街与景德镇曾唇齿相依，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在中国陶瓷史上书写过一个传奇的高岭土。

这是一段在当地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宋及以前，景德镇的制瓷原料是裸露在地表的上层瓷石，这种瓷石可制成耐高温的瓷器。

持续不断的挖掘，让这些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储量丰富的中下层磁石，由于氧化铝含量不高，烧结温度偏低，成瓷率大大下降。

幸运的是，元代，窑工在东河流域发现了一种新的制瓷原料，富含AL2O3（三氧化二铝），其耐火度在1700摄氏度以上，与中下层瓷石混合，烧制出的瓷器白而润泽，所谓“青如天，白如玉”，后人称之“二元配方”。

今天，对于是元还是宋，发现了这种被称为“瓷器的骨头”的瓷土原料，专家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却早成共识：这是世界陶瓷史上的一项创举。景德镇窑业也因此重振，并由此缔造了中国古代瓷业的巅峰时代。

这种瓷土最早被发现于景德镇东北的瑶里镇高岭村。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环球旅行来到这里，在他的名著《中国》第三卷中，将其命名为“高岭土”——英文“kaolin”，成为至今国际通用的陶瓷术语。

当地人还有一个传说，英国人最早不知道高岭土的秘密，听窑工讲这里的瓷土“骨头硬”——瓷器无论多大的“个儿”，烧制时都不易变形。英国人回去后，就在瓷石中掺了大量的骨头粉——没烧成与景德镇一模一样的陶瓷，却成就了著名的骨质瓷。

东河，是当年从这里往景德镇输送高岭土的一个水运通道。东埠古码头因此兴起，依码头而建的东埠老街，也成为高岭土重要的集散地。鼎盛时期，这里的店铺多达上百家。

陶瓷业的繁荣，带动着高岭土的持续大规模开采。高岭村的高岭土，渐呈枯竭之势。

2007年，高岭村瓷矿遗址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

今天，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村，因运输而曾繁盛的东埠老街，和附近的瑶里景区一起，正面临着被“捆绑打包”后吸引旅游、发展经济的新使命。

而景德镇的瓷土和瓷石，据统计，目前可供开采的储量已经不足100万吨。

2009年3月，景德镇成为国务院确定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瓷都的生命力

景德镇——古名“昌南”、在英语中与瓷器同音。当地人甚至更愿意相信，中国的英文“china”，也是由此而来。

距离景德镇被宣布为资源枯竭城市已经有数个月，至少从表面看，这座城市一切照旧：大大小小的陶瓷交易市场、遍布街头巷尾的陶瓷作坊、随处可见的瓷雕，就连街灯都被设计成青花瓷造型……

50万城区人口的景德镇，一个并不严谨却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有１０万人从事陶瓷或与之相关的工作。

“资源枯竭，对我们没什么影响。”金昌利陶瓷交易市场内，一位姓万的店主说：“现在景德镇用的瓷土很多都是从外地买来的，这早已不是秘密。”

在他看来，景德镇的陶瓷，“因为人们生活好了，大家钱多了，生意反而越来越好做。”

另一个交易市场——景德镇陶瓷大世界内，两位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涂良如和邓幼堂合开的陶瓷工坊，刚刚送走一批客人。

与那位万姓店主和很多景德镇人一样，他们的经历惊人地一致：父辈乃至祖上数辈，都在景德镇制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初参加工作都在国营陶瓷厂。厂子倒闭停产后，自己出来开作坊或经营陶瓷生意。

涂良如说，这些个人开设的手工作坊，最大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创造力，这给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活力。“倒掉了一批国有企业，培养了一批陶艺大师”。

在他看来，景德镇人对高岭土枯竭早就心知肚明。“从当年的一元配方，到后来创造辉煌的二元配方，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多元配方。谁都明白，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取土。而且就算在同一个地方，土质也有好有坏。高岭村的瓷土，（上世纪）60年代就基本采完了，现在用的原料来自全国各地，大家早就在用配方土。”

涂良如觉得，景德镇陶瓷最大的特点与优势，是在原材料用量不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上：“没有了瓷土，景德镇还是景德镇。但是丢掉了千年流传下来的技艺和文化，景德镇就真的没生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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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大师，缺企业家

刘远长，就是涂良如所说的大师中的一个。

景德镇不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9人——这是今天景德镇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一点。

几乎一半国家级陶艺大师在景德镇：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麟、刘远长、李菊生……他们的作品，基本代表着当代陶瓷艺术的最高境界。

“不缺大师，缺企业家。”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刘远长，内心常有一丝忧虑：“景德镇有近万家陶瓷企业，大师们也都有自己的作坊，但真正上规模的有几家呢？”

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更有关系：已经70岁的刘远长，曾是景德镇当年“十大瓷厂”之一的雕塑瓷厂厂长。退休后，刘远长成立了以他个人命名的陶瓷工作室。

工作室就在原来的雕塑瓷厂内，这个以“明清园”命名的老厂区里，生长着百余家大大小小的手工作坊或工作室。

今天的刘远长，单就收入论，身价已远非其当厂长时可比，但他说：“‘景德镇陶瓷’看是金字招牌，其实只能算一个产地概念，这里几乎没有一个能在国内、更不要说在国际上叫得响的陶瓷品牌。”

16岁就到国营瓷厂上班、今年已经56岁的冯有根，是江西省陶瓷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宇宙瓷厂厂长。宇宙瓷厂也是当年景德镇的“十大瓷厂”之一。

40年的风雨，让老冯亲身见证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兴衰。

1995年前后，景德镇陶瓷企业和其它地方的国有企业一样，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变中，无可避免地被淘汰了。仿佛一夜之间，让景德镇人引以为骄傲的“十大瓷厂”——光明、人民、建国、东风、长征、红星、红旗等，先后停产转制。

一份官方的统计显示，从1995年到2007年间，景德镇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数量，从316家减少到157家。当地人说，这157家也大多名存实亡——厂子“化整为零”，车间租给了个人，街巷里作坊遍布。

老冯说，停产改制在那时候，无疑是对的。当时的国营瓷厂，设备老化、研发停滞、产品没有竞争力，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但老冯也认为：“从发展的眼光看，现在这种万家手工作坊并存的生产方式，使得景德镇缺少了产业概念，分散生产、分散经营而无法形成合力。”

他说，如果当年“十大瓷厂”转制时，能有意识地集中优良资源，重组整合，保留下来一两个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可能就不会出现今天“有大师而没品牌”的尴尬局面。

刘远长和冯有根有一点共识，成为国务院确定的资源枯竭城市，对景德镇来说倒不失为一个发展契机，可以就此实现传统陶瓷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目前最需要的，是政府要有明晰的发展思路。”

无法绕开的矛盾

思路，在景德镇各级官员看来，似乎不是一个尖锐的话题。真正困扰他们的，是产值问题。

今天的景德镇，陶瓷产值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0大国营瓷厂相继倒闭，陶瓷就已经不是当地的经济支柱，而让位于汽车、飞机等机械制造产业。

最常见诸于媒体的是这样一个对比，1995年，广东潮州的陶瓷产业规模与景德镇大致相当，但到了2007年，景德镇的陶瓷产值为42亿元，潮州则已经超过了200亿元。

原因很简单:一条建筑陶瓷的生产线，年产值可达一亿元甚至数亿元；而一条日用陶瓷生产线，产值只有一两千万元；至于那些手工作坊，根本谈不上产值。

这也直接导致了，从2003年到2004年4月，不同机构先后评出了6个“瓷都”，浙江龙泉为“中国青瓷之都”、河南禹州为“中国钧瓷之都”、福建永春为“中国陶瓷灯饰之都”，河北唐山市为“中国北方瓷都”；而福建德化和广东潮州，则分别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先后封为“中国瓷都”，唯独少了有1700多年制瓷历史的景德镇。

在作坊式生产无法做大的情况下，招商引资就成了提高产值最有效的“法宝”。2007年，来自佛山的建筑陶瓷企业金意陶、乐华、特地等先后落户。这一招倒是立竿见影，景德镇的陶瓷产值一年就突飞猛进，2008年达到70亿元，比前一年整整增加了2/3。

但令当地人无法认同的是，这些引进来的企业，都是批量生产的建筑和卫生陶瓷企业，“根本体现不出景德镇陶瓷的技艺和文化。”

与政府刻意招商引进不同，景德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户”。在原来的雕塑瓷厂中，与刘远长大师比邻的，是操着不同口音的陶瓷艺术家。市郊的三宝村，也正成为外国人“扎堆儿”的地方。

他们到景德镇，看中的还是当地深厚的陶瓷文化和手工制陶技艺。

“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希望能以手工的形式，更原汁原味儿地保留和传承千年陶瓷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另一方面，工业化时代的生产之道，是对流水线和规模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值利润的极端苛求。”当地一位专家说。

传承千年的薪火

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国家会有包括财税金融、矿产开发和土地利用、社会发展扶持、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财政将在连续4年内给予总额约5亿元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

目前，中央财政的8200万元已下达，用于支持景德镇开展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这是景德镇历史上获得国家一次性补助资金数额最大的一次。

实际上，早在此前，当地政府也在2006年就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的“城市转型工作办公室”，试图寻找新的城市发展定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景德镇市市长李放在北京表示：“景德镇的古代瓷业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丰富文化遗产，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景德镇目前正在寻求陶瓷文化保护与经济价值发掘的统一，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

而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能看来：“除了全中国最多的陶瓷艺术大师外，这里还有全国唯一的陶瓷本科院校——景德镇陶瓷学院，有实力在业内一流的陶瓷科研机构，这是景德镇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其目的也是让景德镇的陶瓷从粗放，转向精细化、高端化，产品保持高端优势、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8月1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镇窑挛窑（一种砌窑与修补窑的传统专业工艺）开工仪式在景德镇举行。“景德镇窑”是指景德镇工匠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窑炉，简称“镇窑”。这种窑始于宋，兴于明清，主要燃料是松木，也称“柴窑”。

按照计划，10月18日，这座有200余年历史、国内唯一的清代古镇窑，将重新燃起传承千年的薪火，再现当年300担坯规模的烧瓷场景。

“对于一个有着1700多年的制瓷史、更饱含千年陶瓷文化深厚底蕴的城市来说，景德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景德镇市发改委副主任沈昆说：“这值得、也需要用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细细雕琢它。”

♦相关链接

我国资源枯竭城市

2008年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

中部地区典型资源枯竭城市3个：焦作、萍乡、大冶(县级市)；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5个：阜新、伊春、辽源、白山、盘锦；

西部地区典型资源枯竭城市3个：石嘴山、白银、个旧(县级市)；

典型资源枯竭地区1个：大兴安岭。

2009年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一、地级市9个：山东省枣庄市、湖北省黄石市、安徽省淮北市、安徽省铜陵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重庆市万盛区（当作地级市对待）、辽宁省抚顺市、陕西省铜川市、江西省景德镇市。

二、县级市17个：贵州省铜仁地区万山特区、甘肃省玉门市、湖北省潜江市、河南省灵宝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山市、湖南省耒阳市、湖南省冷水江市、辽宁省北票市、吉林省舒兰市、四川省华蓥市、吉林省九台市、湖南省资兴市、湖北省钟祥市、山西省孝义市、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森工）、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森工）。

三、市辖区6个：辽宁省葫芦岛市杨家杖子开发区、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资源型城市的困境

1.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出现危机。随着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退化、盐碱化和沙化，水资源需求告急等问题也接踵而至。

2.资源型城市区位条件差，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该类城市基本上都是依资源开采地而居，缺乏一般城市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处于封闭状态，城市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紧紧依附于主导资源产业，缺乏自主运营的空间。

3.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高度的单一性，或者称为非均衡性。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城市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很大，造成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城市功能不全，第三产业以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

4.矿业城市在管理体制和利益机制上矛盾突出。矿业企业创造的利税地方城市留成很低，容易造成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的本末倒置、功能错位的状况。

资源型城市为了扭转资源渐趋枯竭，减少资源开采收益下降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改变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使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富城兴、资源竭城衰”的困扰，进行经济转型是必要的。

转型面临的挑战

1.资源型产业生产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导致城市发展失去资源收益的支撑

由于资源型企业的投入成本都是可变的，当面临资源减产后，不管投入如何增加，产量的绝对量是下降的，从而使企业的收益递减。由于资源开采一般遵循“先上后下，先易后难”的原则，随着资源开采深度的加大，开采成本也越来越大，也会造成收益的递减。

2.大量沉淀成本的存在使资源型产业结构呈现刚性

在资源开采过程中，设备、钻井、洞室等资产约占固定资产总量的35％，资源性固定资产具有很高的技术利用锁定性，这部分资产不能完全回收利用，很少能转做他用，形成沉淀成本。沉淀成本的存在加大了企业退出枯竭资源行业的机会成本，也就缺少了进入其他行业和市场必要的固定资本的支撑，只能低效率地运营，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产业结构的刚性，使资源性产业的退出存在很大障碍。

3.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间关联度较低

资源枯竭型城市三种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比重过分偏大，第三产业则发展缓慢、滞后。而且资源型产业都属于中间投入型产业，产业关联的特点是后向关联度低，前向关联度高，乘数效应小，难以带动下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限制了资源型产业对地方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使得城市经济过分依赖资源型产业，转产难度大，造成畸形的城市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