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了很久，本打算利用60年国庆商机大赚一笔的王先生，近一段时期情绪不佳。他的公司花了一大笔钱请到欧洲一位著名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纪念国庆六十周年的精品纪念表，拿到设计图纸时，连故宫方面都认可他们的作品，表示愿意合作；可当现货送到时，王先生的心情立即暗淡了，他们投资不菲的订货怎么看怎么像乡镇企业的产品，而非收藏精品。其原因是我们的模具工业缺乏技术精良的工人和工艺，使得一些好的设计不能落到实处。

王先生的遭遇体现出企业对技术工人的培训乏力，导致行业竞争力不足。技术工人工艺落后，收入低，影响到士气，受损的是国家、是企业、也是个人。因而，我们不难理解，近期出现的技工要价5000元、企业频称“民工荒”了的种种议论了。

农民工樊启凡来北京十多年了，在一家大型会议中心做音响师，每月工资1500元。由于金融危机，会议中心去年以来生意不好，对员工实行减薪，造成许多员工辞职，他的主管一再叮嘱他：“你别走，将来一定会对你好。”

主管知道，小樊心灵手巧，音响师这活儿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了，前后招过不少人，有能干但觉得钱少走了，有想干的却又没有这份聪明劲儿干不了这技术活儿。小樊所在这家民企说起来规模不小，员工就达数千人，但企业从没拿钱为农民工做职业培训，只是自己凭着灵性在职位上边干边学。小樊来时当电工，后来不仅拿下了音响师的活儿，公司里一些机械修理的工作，别人干不下来的，他都不声不响地捣鼓好了。提到小樊，他的主管由衷地伸出大姆指说：“牛！”

国庆节公司什么也没发，往年还会发一百元钱，小樊感叹：“我的收入现在连当保姆的妻子都不如”。的确，在高消费的北京，每月1500元工资对于技术工人来说偏低。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7000万技工，其中，中级工占35％，高级工只有0.5％，农民工里中级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过20％。

毕竟，农民工中真正有技术并且被企业认真栽培的幸运之人真是太少了。如果站在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就是提升中国工业的品质的高度看问题，政府部门就该拿出魄力，为提升农民工的素质认真地规划蓝图，而不是采取对待廉价劳动力的态度，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金融危机来时一脚踢开，当经济复苏后，农民工学会讨价还价时，企业和地方政府又坐立不安，大呼小叫。

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定要着眼于长远、定位于国情。由政府出面提出“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如弹性工资、弹性用工、弹性公司”，跟进的是一些省市制定的企业工资指导线。这些允许企业调薪下线为零或负增长的政策刚一宣布，又迎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工资低导致用工荒，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真的很会戏弄人，以致于政府有关方面不得不承认“弹性工资”政策没有被很好执行，企业想的是减薪裁员，而经济复苏要求的是高质量的劳动力，这些短视的政策做法是无法保证劳动力市场有合格的、丰富的人力资源的。

按照经济发展常态，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在1000万以上，如果对新增就业人口进行有序的职业培训，并且对原有劳动力进行持续的职业培训，我国的就业现状和工业发展将会在新一轮经济复苏中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预测是金融危机爆发时就做出的，如今，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地在这方面做了多少基础工作？这个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