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是工匠，不是有医术就可以当好医生的。”在一些人把医术当做牟利手段的时空，行医几十年的周毅说出这话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准（周毅事迹详见下文）。至于还说到今天医技及医疗设备都有长足的进步，唯独“医生的个人素养，却未见有多大的提高”这样的断语，则至少说出了今天的“白大褂”们的某种现象和常识。

20世纪的中国名人中，鲁迅绝对是其一。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先是学医术，后来有感于大清国民性的颓堕不堪，愤而弃医，改学文学——人学——了。先生的理由就是，医术只能救个体而少量的国人，而文学则可以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躯体，文学才能匡人心，健心智，挽狂澜于既倒。

因为鲁迅的改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少了一个未必卓越的大夫，多了一位思想家和“敢于单身鏖战”的战士。可以说，与诊疗国民性的痼疾相比，树人先生最大的“仁术”就是成为思想家，而非中产型的杏林翘楚。

或许今天的时空与一百年前迥异，今天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挽救病人病体的大夫。因此，周毅可以在行医的同时展示自己仁厚的宅心。

把关照重新拾回到病人的身上，却不意味着看病就仅仅是单纯的病理诊治。中医的“望闻问切”其实有一大半是在绕着弯儿传播哲学和心理学乃至传播学知识，而周毅精通的也是这些。不写天书病历，每天必须看望患者，与患者及其亲属沟通交流——这些无一不是医生的工作范畴，却常是某些医生的执业“禁忌”。

“宅心仁厚”这个古色古香的词汇，用来形容类似周毅这样的医生，可能最契合。

我素来认为，世界上有两种职业需要有最起码的道德红线，还要有信仰——这两种职业一种是医生，一种是律师。因为这两种职业都是干“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活儿。正常的人，平素没病没灾，除了是亲属朋友，当不会无缘无故去律师事务所和医院找律师和医生。同时，这两种职业又是最好坑蒙拐骗、捞大钱的最佳岗位，一句“病急乱投医”涵盖并概括了这两种职业对人的心理牵制。

中国行医者有无“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的戒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产生希波克拉底的土壤和气候，这就成就了周毅的仁厚，也展示了现实社会的忧虑——何以作为医生的周毅拥有一些与其医术交相辉映的人文的价值关怀就会成为杏林翘楚呢？

答案要么正在远逝，要么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