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尺高的汉子说到右脚受伤，也不顾忌自己的“领导”形象，当记者的面脱下鞋袜，露出脚掌，上面有个L型的粗壮伤痕。说到脚上的伤，陈欣生目光灼灼。

而说到参与“打野猪”，发现母猪肚子里还有11个小猪仔时，他突然泪光涟涟，壮硕高大的男人竟哽咽起来。

也许是那个动物的命运，触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某根情弦。“我觉得我是犯罪。连队一年就只能吃一次肉，我一下子杀了12头猪，多大罪过啊。”

“猪肉”情结

渴肉是知青共同的心理，一年就打一次牙祭的生活，令知青对猪和猪肉有着无限复杂的情感。

陈欣生那时是连队文书，一天他回到连队时，听见有人叫唤“打野猪”，接过别人给的一把刀，脚穿一双翻毛皮鞋就奔出去。

“野猪”已被众人围在河边草丛中，在草里呼哧呼哧喘气儿，陈欣生冲过去就是一刀，“野猪”呼地冲出来。

“野猪”跑了一段路到山脚，没路了。大伙一拥而上，一顿刀棒把“野猪”给杀了。

回到连队，他告诉连长打死一头野猪。正说着，连队女饲养员哭着来了，告诉连长连队唯一一头母猪让人当野猪给杀了。“我赶紧跑回杀猪现场，看到野猪血肉模糊，一些人说是野猪，一些人说是连队的母猪。”

连长说：“把肚子剖开，如果有猪仔就是连里的母猪。”开了膛，有11头小猪仔。

“晚上把猪肉给剁碎了，掺辣椒炒，大家边吃边哭，心如刀绞。”说到这里，陈欣生哽咽了。

出发下乡

“那是1969年5月的一天，我记得到达西双版纳的时间，是5月21日下午。在那之前，我和1000多名北京学生一起被送上开往云南的火车，火车哐当哐当开了好几天好几夜，终于摇到了昆明，又换乘汽车，颠了几乎一星期，终于达到了目的地。”陈欣生用一口浑厚的京腔，讲述他那永生不忘的下乡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的情节。

“到了一看，很失望，根本不是我们在北京时想象的那种美丽富饶和傣家少女婀娜多姿的人间仙境。”

四周都是望不到边的山。陈欣生没想到18岁以后的生涯，竟然是一片绵延无绝的青山！

他父亲是东北军爱国抗日军人，曾参与“西安事变”等大事。1949年以后，老人被划归为旧时代的旧军人。陈欣生出生第一天，就带上了“历史”，这个“历史”在青年以后，成为他每遇人生关键点就发作的“病毒”。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陈欣生当年就申请赴云南边疆。

1969年，他搭上南下的火车向云南奔来。5月21日，他和成千北京知青终于到了景洪农场。

知青岁月

陈欣生当时下乡可以选择东北、内蒙古、云南等地，最终他选择了云南，“原因有两个，说来好玩，一个是，我从小喜欢吃大米，云南产大米。再是当时到西双版纳插队是兵团建制，带有浓厚军队色彩，我从小喜欢当兵。”

这些他在北京憧憬的理想与现实反差很大。

“我们一个连队，一年到头才能吃上一次肉。没房子住，自己砍竹子搭建，没家具，也是自己伐木干木工。”陈欣生只要一开始回忆，眼神就是迷离的，“想家啊，想北京啊。都是十七八的大小伙子，白天为了革命激情拼命干活，到夜里，村里没有任何灯光，只有面对满空的星星，这时总有人哼起一首歌，然后大家跟着就唱，最后哭声一片。”

“抬头望见北斗星……”陈欣生满怀深情再次哼起了这首被他们当时唱过无数遍的歌。

夜里流完泪，天亮还得下大力气干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的内心不是没有矛盾，但总会找到解决的答案。“我当时立下宏伟志向，一定要当革命接班人，炼一颗红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所以，当到了农村发现理想与现实反差很大后，沮丧过，背着人偷偷流过泪，又觉得就应该这样改造自己的灵魂。”

从当知青算起，陈欣生在边疆待了整整21年，当过文艺宣传队队长、事务长、教师，干过州电台播音员，州电视台副台长等各种工作。

其中的艰辛自不足为外人道。“我背过满满五十五拖拉机的大米，上下车都是一个人。一麻袋大米110公斤，一次背一包。在宣传队，到各个点去演出，大鼓最沉，幕布最重，都是我背。当时年轻没啥感觉，现在腰椎、脊椎、颈椎全是问题，经常疼痛难忍。”

“由于家庭出身不定性，我入不了团，我当过文书、事务长、排长、副连长，到1979年都入不了党，直到1980年父亲被定性为爱国民主人士，盖棺定论，我才得以入党。”

扎根云南

1979年，知青大返城，陈欣生有若干机会回京。但此时，他却不想走了。一是作为教师的他不忍心撂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是有了个温暖的家，妻子同样是知青，一个漂亮的重庆女孩，在回城顶替父亲之前，义无反顾与留在西双版纳的他结了婚，一年后，又从重庆调回西双版纳。

当然，还有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回北京生活不习惯了，上下班要跑几十公里，自己大好青春都留在了西双版纳，不想回去了。”

1990年，陈欣生调到云南省总工会组织部工作，“实话实说，是为了孩子读书。”调到省总19年，他从一般干部做起，做到组织部长、财务部长，现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经审会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翻过年，我就59岁了，屈指一数，来云南也整整40年了，从18岁到58岁，整整40年奉献给了这块热土，”陈欣生说，“我不后悔，作为集体的一员，人民和党给了我太多，我很满足。”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背景链接】

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其缘起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成为上山下乡运动先声。

1955年9月，毛泽东提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

1968年底，《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延续20年。超过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和边疆。

千万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新气象和新变化，同时自身也经历了诸多坎坷与磨砺，但是不少人也在艰难困苦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成为自己人生的一笔财富。本文介绍的陈欣生，只是千万知青中的代表之一。(文/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