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对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程序以及设定行政强制的论证、评估等作出进一步修改和规定。

行政强制法是继1996年出台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出台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立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将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履职、保护公民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强制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它既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扣押财物、冻结存款等行政强制措施，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比如，强制查封企业仓库，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等。

目前，我国的行政强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专家概括为“软”和“乱”。“软”是说由于强制手段不足，执行力弱，一些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乱”主要指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混乱、执行主体混乱，导致行政强制种类繁多，各种名目的执行队伍日渐庞大。

“软”和“乱”使得一些部门行政执法的随意性较大，未能及时履行职权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个别被查封的违规企业偷偷生产、排污，威胁周围百姓身体健康；一些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背靠行政机关这棵“大树”，粗暴执法，引发冲突。

有鉴于此，一部统一的规范行政强制的法律呼之欲出。然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之路并不顺畅，从1999年开始起草工作至今已有10年。2007年第二次审议时，仍有代表主张暂缓立法，认为行政机关的权力已然相当大了，再专门出台法律无疑是赋予其更多权力。

这反映了人们对某些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不满和担忧，同时反映出一部分人对行政强制立法目的和内容的不尽了解。表面看来，立法的确是在授予权力，但这些权力是行政机关一直享有的，并且一直在行使的，只是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没有统一到一部法典中。因此，行政强制法的授权并不意味着扩权，更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为了限权，为了将行政强制的措施严格限定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并且按照法定程序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强制法实际上是给公权力机关戴上了“紧箍”，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目的是保障私权利的实现。

综观此次三审稿新增的诸多规定，皆渗透着“紧箍”的作用。比如，草案增加了设定行政强制的事前论证和实施中的评估论证，这对于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冲动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随意性，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意义重大；草案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由具备资格的正式执法人员实施，这有利于提高执法质量，也从制度上避免了一出事便将责任推给“临时工”的情况；草案从程序上加强了对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查封扣押生活必需品，不得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等，同样是给执法者提要求，迫使其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当然，关于这项法律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少用、慎用、善用行政强制，则是人们所认同的立法理念。毕竟，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必须慎而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