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果天下无贼，社会安定，警察大概可以下岗了；如果天下苍生健康平安，医生大概也没什么可干的了。然而，在社会治安状况还没有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前，警察队伍是万万少不得的。同样，在人们没有实现长命百岁、过上神仙日子之前，医生与医院还是要被十分倚重的。

在这种现实下，一家医院的倒闭就有了引人注目的意义——本报近日刊出通讯《职业病医院的倒闭与职业病患者无处求医的悖论》，介绍了南昌劳动医院这家曾经的“工伤医疗康复中心”的前世今生，也道出了当前一些地方职业病防治的两难困局。

医院倒闭，人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会不会由于经营不善、医技不高，就像古人调侃的那样“不明才主弃，多故病人疏”？但是已经倒闭了一年多的南昌劳动医院，偏偏不是这种情况，且恰恰相反。在某种“机制”之下，众多的职业病患者被人为地挡在了医院门外。

在农民工张海超铤而走险“开胸验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像张海超这样的职业病患者要得到诊断治疗，不得不迈过几个“高高的台阶”——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对于无助的农民工来说，每一个台阶都高不可攀，况且还不能排除，有的台阶前会有人“暗使绊子”。

如果说张海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家表面光鲜的无良企业丑陋的一面，那么南昌这家职业病医院的倒闭，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某些人冷漠的一面。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有人对于创造了GDP的企业与企业家们，尽可能宽松、优惠；对于那些GDP的实际创造者的农民工等普通职工，则是能多苛刻就多苛刻。

我们曾经采访过因尘肺病患者集中死去而形成的“寡妇乡”，面对过正在濒死挣扎的尘肺病患者，调查过在医院里住了30年、几乎是以院为家的尘肺病人。了解到的现实让我们也像是患了尘肺病一样压抑而窒息——这种职业病的最大特点是需要终身治疗但又终身无效。

相对于多数农民工对这一职业病的无知，比谁都明白这一疾病恶果的某些企业与机构，却仍在职业病的鉴定与治疗上设置高门槛，制造阻力，这已经不能单单用缺德无良来形容了，某些人的冷漠以及背后的制度漏洞，到了必须彻底治理的时候了。

而从制度入手，铲除容易诱发冷漠的制度因素，应该是努力的方向。眼下，正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即《工伤保险条例》即将修改。不少业内人士注意到，此次条例修改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预防为主、康复优先、救助及时”的大方向，这无疑是职业病防治的一个佳音。

想想那些在窒息中艰难求生的尘肺病人，我们的行动应该更快些。来自本报的最新消息说，全国范围的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即将启动，它由全总、安监总局、卫生部、人保部联合推进，旨在全面治理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薄弱环节，改善工作场所作业环境，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保护从业人员的健康权益。职业病防治，我们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