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7日上午，在昆明市郊的某中学高考考点，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庄严肃穆地参加考试，教室外杨柳树下，一个面容清癯身材瘦高，戴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不时引颈朝教室张望，他坐卧不宁的神情宛如一个即将要做父亲的男人在产房外等待马上要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至今深深映在这个学生脑海里——这个学生是我，那个老师是我当时的校长蔡兴楷。

之所以写这段，是因为看了殷老师——我不愿意称他为“殷校长”而觉得称他为“殷老师”更有尊崇感——的行迹，我把他和我当时的老师兼校长兴楷先生的影像重叠了，同样的中年男人，同样是校长，同样是面对自己的学生，老师慈父般的关爱，似乎不约而同地在他们这批人身上以老师的本能在传承着，而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当时未必洞悉老师的情愫，直到自己也步入中年。

这个情愫就是一个男人对他的世界的担当。

殷老师21年的作为，容易被表述成一种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宏大叙事”类型记录，比如他把“一所走廊里挂着尿布的毫无生气的镇办小学，打造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的教育集团。”比如他13年如一日照料病妻，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殷老师及其行迹自然要并入“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中去，被楷模化，同时也被“物化”。

这个角度的殷老师，看不到对家庭、对社会、对自己的一种责任担当，更看不到蕴含其中的动力源。然而，从肉体凡胎的角度看殷广平，则可以发现他情义双全的完整性。

“解放路”学校在殷老师主导下，21年后成为香饽饽，谁都想进，但迈进这个学校的惟一门槛，被殷老师具象为“公平”，也就是成绩，“不论是干部子女、大款的孩子还是下岗职工、农民工的小孩，解放路一律按成绩录取。”殷老师这个关于公平的宣言实际上是在向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权势挑战，但惟其如此，“解放路”学校和殷广平才互相成就。

殷老师的事迹的确无法不感动——

“为了争取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殷广平多方奔波，为了见一位相关的负责人，他曾经等在大学的校门外，在刺骨的寒风里一站就是大半夜……”而要来的“40多个宝贵的名额，校长全部公开，按照成绩进行分配，没有照顾一个‘关系’”。

妻子瘫痪了，他不离不弃，跟一直渴望与他一起旅行的女儿说：“我和你不能同时乘飞机外出，假如我们同时出事，你的妈妈怎么办呢？”

殷广平真实地活在这些细节中，他的担当也在这些细节中。有了这份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解放路”学校要搞不好，大约只能是一种意外了（殷广平事迹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