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题材似乎是文坛永不过时的话题，而如何突破军旅文学的传统观念和思路，也是作家们一直苦苦思索的命题。时值“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笔者走访了几位军旅作家，听他们畅谈对军旅文学的独到见解。

石钟山：军旅文学需要突破

石钟山认为，近年来军旅文学变化小，固守自己传统的、熟悉的东西，缺乏反省意识。前几年，《亮剑》改变了军旅文学传统的观念和思路，带来些新鲜的东西，但这几年却是滑行前进，没有太大突破。他说，在浮躁的社会状态中，作家对人性思考缺乏深度，思想含量不够，尚未开掘到真正的深层面，战争题材于我们而言只是写出了冰山之一角。他说，也许要等到50岁以后完全沉淀下来，才能写出带有民族性、真正具有纯粹意义的作品。

“激情”系列完成以后，石钟山又陆续创作了“幸福”和“天下”系列小说。石钟山深有感触地说，军旅题材“没走进去时不觉得是富矿，越走越发现含金量之大，在军旅外壳的包裹下，会逐渐发掘出更新奇的值得玩味的富矿。”石钟山不认为这座“富矿”某一天会枯竭。他自信地说，什么题材也写不尽，关键是看你能否求变求新，写出跟别人不同、跟自己也不同的具有思想性的好作品。

柳建伟：军事文学出现五次浪潮

“以《我是太阳》和《历史的天空》的出现为标志，军事文学第五次浪潮已经到来。”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策划部主任的作家柳建伟，谈及军事文学时如是说。他把《林海雪原》时期归为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接续17年，以魏巍的《东方》和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为开端，包括曲波的《桥隆飙》等；第三次浪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黎汝清的三部曲《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及莫言的《红高梁》等作品为代表；第四个浪潮，包括周梅森的《大捷》、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等；第五次浪潮中，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使军旅文学达到较高的程度，2000年出现了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影视与图书的联姻使这些作品影响更大，同时把战争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军旅文学真正要成大气象，应该在2010年之后。柳建伟说，自己并非像评论家对于军旅文学浪潮的现象进行研究，他只是为自己的梦想做准备。“我研究战争文学所经历的浪潮，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平年代处理战争题材的作品，首先必须熟悉那段历史，要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兴趣和热情，要面对它、研究它、鸟瞰并超越它。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就缺乏认识上的不同；其次体现在表达上，你的发现要有独到的认识，否则，写不出与众不同的作品；第三要有与时俱进的思路，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的目光。再就是要有一种X光的穿透性，在历史和现实间搭建一个通道。”

徐贵祥：写小说要靠实力

《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却都来自国外，中国的战争题材作品为何缺乏经典之作？对此，军旅作家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军旅作家中，徐贵祥的优势无可比拟。他在部队基层待的时间很长，又曾两次去前线执行任务：一次是新兵，一次是任军官。此后，他调到解放军出版社从事出版，接触了许多战争历史、战争理论、战争人物。当然，更包括战争文学作品，他因此接受的战争文化滋养也格外丰富。徐贵祥认为，写小说要靠实力，小说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小说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大，怎么把人物写透，需要大量的工作。有些作者在小说里玩结构玩语言，最后把读者绕糊涂了。“我比较传统，属于老老实实把小说当小说来做的人，比较注重基本功训练，我把小说的基本元素练了几十年。没有刻意结构，没有刻意编织，就把故事清晰自然地呈现在你面前。”

柳建伟也强调说，如果我们的战争小说想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首先要解决认识层面。“作为中国作家，我愿意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致敬，因为那段历史没过多久，但是他的历史观非常正确，公正，客观，扎实。我们在认识历史上尚有欠缺。战争本身是反人性的，如果只重视历史的传奇性，停留在表层的叙述，没有历史观的沉淀，军旅文学永远不能得到提升。”

和平时期，战争题材的创作对于作家们来说既是平静的，也是有挑战性的，因而无法再现战争的困惑也时常浮现。对此，石钟山表示：“战争对我们来说，只是沉淀在思想深处的道具，利用道具呈现我们新的思想、新的思维以及对人性的思考。每个作家都在做出努力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