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末的钱谦益（牧斋）可谓大名鼎鼎，不仅因其学识和著述，更因他晚年与柳如是留下的一段风流佳话。钱一生嗜书如命，尤其喜欢古书，凡他收藏的书籍如同“养在深闺人不识”，惟恐被别人借读、丢失或污损。浙江秀水（嘉兴）人曹溶也是藏书同好，他在京师做官时其宅中藏书已经多达六七千册，钱慕名而来，见到如此丰富的收藏便大喜过望。每当他见到自己所未藏之书就要求携去抄录，曹溶每一次都欣然应允，并因此而高兴。因为他知道钱乃藏书大家，将来少不了到他府上一开眼界。一天，曹溶问钱是否有《九国志》和《十国纪年》这两部书籍，钱称有，但在老家。曹便与其约定将来有日南归时，上钱府借读，钱亦当场答应。后来曹溶回到秀水，想起常熟钱家距离不远，就前往拜访，两人相见谈笑甚欢。曹溶提及往日相约借书之事，钱顿然支吾失色，言道：“我家并无此二书，以往所言并非真话。”又逾两年，钱谦益绛云楼遭受火灾，其藏尽焚。曹再次前往探望，钱谦益面露愧色道：“其实《九国志》和《十国纪年》我家是有，实在因为怕传阅丢失而不肯相借。但现在两书俱焚，悔不当初啊。”

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钱曾，是钱谦益的曾孙。他自小跟随钱谦益收集整理各种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版本校勘经验，为自立门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钱曾17岁那年，他的父亲去逝，由他继承下父亲一生的所有藏书，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藏书生涯。他嗜书胜于一切，曾言：“余二十年，食不重味，依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述古堂书目序》）在江浙一带，钱曾结交同好，许多学者和藏书家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相互之间交流体会，并借校善本珍籍。钱曾抄书历来讲究，他用上好的纸张笔墨抄写，并且每次都十分认真地校对。由于他的抄本质量高讹传少，而被同好奉为可与毛晋汲古阁抄本媲美。钱曾借自己多年的知识与经验，编著了《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这三部书籍。此三著内容详略不一，体例各异，尤以《读书敏求记》最为学界称道，其收录图书虽少，仅有六百三十四种，但却因其为钱氏收藏之精华（大多为宋元善本）而备受世人之推崇。此书完成后，即有许多学者同好欲一览其“庐山真面目”，藉以提高自己在版本方面的见识，但没想到钱曾视此书为命根，入则藏诸书箧，出则随身携带，谁要想一睹此书，一律免开尊口。后来，同是藏书家的大学者朱彝尊想出一计：有一天他大设酒宴，邀请众多文人雅士出席，钱曾也在被邀之列，然而令他完全未料到的是，朱已令人事先贿赂了钱曾之书童，趁其酒酣耳热之际将《读书敏求记》盗出，并立即带入一间密室，由提前安排好的十几名抄家连夜抄写，这才使此“开版本解题目录之先”之名著得以见诸世人。

天一阁主人范钦一生嗜书如命，古籍珍品一旦被他庋藏，决不轻易示人，唯恐有任何闪失，即使亲朋好友也从不网开一面。他有一个侄子范大澈，自小天性聪慧，喜爱读书。从小曾随他游历京城，遍访书肆坊间，深受长辈风雅熏陶。成人之后，乃惯以集书为好，每月将自己的俸禄拿出一半购书。据说，他家最多时曾雇用二三十人抄书，并长年乐此不疲。初时，范大澈自以为凭着伯父的关系，到天一阁借书应该不是问题。没想到，却屡次遭到拒绝。这下，年轻的侄子面子上搁不住了，心想：“我这伯父真的做到六亲不认了。”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心搜集天一阁未收之典籍，一旦有得，便设宴邀请伯父来家观赏，范钦每次见到侄子寻访到自己所不备之书籍，心中生羡，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每每默然而去。往返几次之后，他渐明侄子心迹，从此不再过来品书。范钦去世前，曾给子孙们定下规矩，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由每房子孙各掌管一把。如要开门，须各房子孙到齐方可。阁中书籍概不借外人。子孙中如有志读书，亦须“就阁读之”，“不嗜烟草”。正是由于范钦的严格家规，和其子孙们的严格遵守，才使天一阁的书籍得以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完好保存。范氏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七万余卷，后自明末战乱开始散失，全部藏书减少约五分之一。继而乾隆皇帝敕修《四库全书》从天一阁调走大批图书。再后来，天一阁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和1861年太平军时期盗贼的洗劫，天一阁的存书仅剩下一万三千余卷。但即使如此，范钦的后人们仍严守族规，决不轻易让人进入。解放之初，郑振铎等人欲进天一阁亲眼一睹这四百年来藏书史中的奇迹，但终碍于范氏族规：“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而未能遂其所愿。

以上讲的是古人珍惜书籍、嗜书如命的故事。诸位千万不要以为藏书家都小气吝啬只进不出。明末清初，在江苏常熟一带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就是大藏书家毛晋。毛晋的藏书楼取名叫“汲古阁”，他不像一般藏书家一样为藏书而藏书，一旦收入善本便决不示人。而从来都是一有所得，就开坊刻印，以广传世人。因此，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有这样的句子称颂他的风尚：“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临。”他家的藏书从来都向外人开放，前来抄写和阅读的人络绎不绝，在中国的藏书史中这样的家风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