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莫忽视“中国设计”这个抓手

7月11日的珠三角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冼燃的演讲得到了全场最热烈的反响。也正是这次充满激情的演讲，让记者对工业设计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这个“以小博大”的行业，很多人的了解都跟记者一样少之又少。

与那些日夜为企业生存殚精竭虑的老板们不同，多年来冼燃多方奔走为宣传工业设计而大声疾呼。在这位工业设计的“布道家”看来，只有大力加强全社会对工业设计的认识，才能使这个行业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快发展。

资料显示，我国工业设计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达1万余人，从数量上来看，能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实际上，每年都有一大半的毕业生流向包装、装潢、广告或是网页设计。业内人士称，改行的原因并非市场饱和，而是国内许多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重视。

在毅昌，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科技立国，设计兴国”。而在冼燃的言谈中，对于工业设计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尽管可能有某种“身处其中”的局限性，但这个一度被忽视的行业，的的确确有受重视的必要。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说过，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有“两个翅膀”，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设计创新，后者往往被忽视。韩国“设计立国”的路径，或许可以成为“广东制造”乃至“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可资借鉴的路径。正如朱焘所言：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间缺少一个“抓手”，就是“中国设计”。

“我们去年的13个亿，帮助了中国和海外很多大企业实现了300亿元的产值。”7月15日，一身红白相间中式衬衣的广州毅昌科技公司董事长冼燃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自豪地说，今年公司的目标是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

“我们从事的工作，就是通过设计创新将原本卖3000元的产品卖到4000元。”曾经担任康佳总设计师的冼燃，1998年创立毅昌，专注家电、汽车等产品的外型设计、研发与制造，连年飞速发展，现已成为年销售额近13亿元、累计突破50亿元的企业集团，也是工业设计这个“以小博大”的行业内不折不扣的隐型冠军。

去年以来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毅昌逆市而上，开发项目数量增加了40%到50%。“危机时期正是工业设计的上升期，因为通过工业设计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更高的收益。”冼燃说，“只有将工业设计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广东制造’乃至‘中国制造’才能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

危机凸显“设计的力量”

“只有金融危机，才能考验企业真正的生存能力，关键是，你是否拥有求生之道。” 冼燃表示，“我曾经研究过1929年、1957年、1997年的经济危机，为了克服危机，那些西方大国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提升产品竞争力；第二，在金融领域进行体制方面的深耕细作，才逐步把危机转嫁给了别的国家。”

他认为，可以用一个公式解读产品“利润之谜”：零售价格＝成本＋正常利润＋溢价。在这个等式中，成本和正常利润一般是行业平均数，差距不大，优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凝结在“溢价”里。“什么能有效提升溢价？最直接的就是工业设计。”

在多个场合，冼燃都会引用韩国三星集团凭借工业设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快速崛起的例子。三星在10年之间连续获得48个美国IDEA奖、56个德国IF奖、41个日本G－MARK奖等国际顶级工业设计奖项，一举奠定了高端电子供应商地位。这期间三星的销售额增长3．4倍，利润更是“爆炸式”地增长了28倍。

同样，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潦倒不堪的韩国商人金俊一，凭借一只只塑料盒实现了奇迹般的崛起。原先，他经营的塑料制品公司只不过卖一些饭盒、水桶等日用百货，几块钱一个，利润微薄。而通过工业设计，采用优质耐热材料，增加了密封性，设计了双重锁定盒盖，再制作成尺寸规范的系列化产品，就一夜间变成了厨房“显贵”。

“对于成千上万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生存艰难的中国中小企业而言，这不正是一条可资借鉴的升级路径？”冼燃说。

“危机也许会倒逼着中国企业重新认识工业设计的战略价值。”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也表示，工业设计将是本土制造企业走出困境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事实上，即便没有遇到金融危机，不少敏锐的中国本土企业也已经认识到“设计的力量”。海尔很早就建立工业设计专门公司，为其“一体化家电解决方案”提供设计支持；联想集团在国际化后，加大了产品设计力度，并成立了专业设计团队。

从红海走向蓝海

毅昌的设计项目涉及家电、汽车、手机等八大行业，是中国最大的壳体生产基地。“在每个行业内，真正说到产品的内核是差不多的。例如苹果的电脑，为什么它能卖得那么贵？因为苹果的企业文化格外推崇设计为先，不仅仅注重外观的漂亮，还通过界面、人机交互等方面的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时尚感和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在金融危机股市暴跌时，它仍是股价相对坚挺的制造企业。”冼燃说。

走在公司的宣传廊上，冼燃向记者解剖了某知名汽车品牌的例子。这家汽车企业最知名的车型从1999年投产，8年经过8次改款，每次改款，零售价都会从低点调升6万～7万元，至今仍维持着中高档车价位。“只要仔细拆解这款车，就会发现，所谓升级换代，主要是通过低成本的工业设计，对车灯、前后保险杠、内外装饰等外观加以简单改进，使产品更具现代气息，从而迎合消费者求新求变的心理，真正的技术革新很少。”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冰箱、空调、电视、电脑、手机等领域。“很多空调、手机厂商每年推出新品时都会用一些新概念来吸引顾客，其实未必是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工业设计让产品改头换面了。”

“LV手袋卖价1万元，奔驰可以卖到一两百万元，并不是因为其中有多么高的科技含量，而是通过设计增加了产品的内涵。”冼燃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一直是通过‘中国制造’在红海里缓慢遨游，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在更广阔的蓝海中遨游。”

“发展工业设计应成为国家战略”

在毅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个埋头忙碌的设计师，还可以看到一个个漂亮的电视机外壳是怎么做出来的。“最初我们只做设计，后来为了把企业做大，一咬牙花300万元买了设备，开始提供‘设计+制造’的一条龙服务。”冼燃说。

现在，毅昌将涉及产品外观设计制造的整个产业链条进行优化，从工业设计、结构设计、模具设计、模具制造、塑料研究、注塑、喷涂、装配、钣金到工艺改善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产业组合与升级。依靠分布全国的八个基地，毅昌已形成年产1200万套机壳的能力。“产业化的好处还在于，我们一条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出几个客户的不同产品，实现了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冼燃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毅昌已经递交了上市申请材料，他希望政府鼓励有实力的工业设计产业示范企业上市，加速发展引领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他正在大力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建立国家级工业设计产业示范基地、博物院、孵化器、“两化”融合示范基地。

“从政策扶持来说，工业设计界一直是悲哀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明确的产业扶持政策。”他说，早期国家提出的软件扶持政策，实际上对软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冼燃认为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发展工业设计。早在1970年，韩国政府专门成立了韩国设计振兴院，每年拨出相当于3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工业设计的示范、交流和评选等活动；对设立创作研究所的企业给予税费优惠，年减免额达280亿韩元。

据了解，除了韩国之外，英国设有专门的“国家设计委员会”；日本通产省有“设计政策办公室”，还有各类分支机构；印度也成立了国家设计学院，要将“印度设计”打造成世界品牌。

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黄武秀也曾表示，“中国设计”崛起的一大瓶颈，就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发展工业设计应成为国家战略，尤其是后发工业国，如想赶超发达国家，仅仅靠‘市场的自觉’完全不够。”

好在，今天的冼燃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前一阶段广东省第一次由政府认可评定了第一批工业设计师，得到政府的认可后，相信后面各类的政策会陆续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