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给“农民工”换个新叫法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他们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一些专家也纷纷回应，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应该尽快消失。网友们则提出了替代“农民工”的新词，包括：“新移民”、“新粤人”等等。问题是，“二代农民工”真的只是需要一件“新马褂”吗？

我们相信深圳代市长考虑的绝不仅是“二代农民工”的称谓问题，而是看到了“二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我们也期待，“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深圳消失之时，也是深圳提供一个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的优秀范本之时。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3月底公布的数字，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2542亿人。庞大的群体里，已出现“二代农民工”，他们从小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也成长在这些地方，城市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故乡。然而，穿上T恤、牛仔裤的“二代农民工”，虽然形象已大为改观，口音已和父辈不同，生活习俗也与当地市民所差无几，可他们依然难以摆脱“农民工”的身份和人生轨迹，依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从农民工子女愤然说出“别叫我农民工二代”的表情里，从他们渴望享受“同一片蓝天”的歌声里，人们不难发现，“二代农民工”比“一代农民工”对城市和社会的情感更复杂。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奋斗和努力，他们在城市出生、上学、就业，却依然打着“农民工”的深刻烙印，依然只是城市的过客和候鸟。他们对父母的家乡远不如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更有归属感，但事实上，又被城市冷冷地排斥在外。出生了，要回到父母户籍所在地办各种证件；上学了，也依然只能是借读；高考了，再远，也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如果幸运一点，能考取所在城市上大学，命运才有转机；但更多的人到了就业年龄，不得不开始重复父母的农民工人生……

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奋斗和贡献，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已汹涌了近30年，可是，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工又开了多大？必须承认，与30年来工业化的迅速进程相比，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滞后。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打拼和牺牲，“二代农民工”依然在父辈原有的人生轨迹里打转，依然离“市民待遇”相隔遥远，依然是“借住”、“借读”，依然时不时遭受同一社区里的邻居的白眼，依然为各种保障发愁……这些问题继续延续，“二代农民工”或许会成为社会的隐痛。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把“老家”当成“退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没有退路了。有调查显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像父辈们年老时回到原来的土地。他们与“老家”渐行渐远，又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种种歧视，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比起父母的“老家”，“二代农民工”对城市有更强依赖感、归属感，但这种对城市的认同和眷恋如果没有与其相匹配的权益保障作为支撑,很可能结果更糟。很多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问题的教训，正是我们应该提早吸取的经验。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二代农民工”身上的真正消失，需要的不是根据他们的衣着和乡言而改变一个新的称呼，换上一件“新马褂”，而是生存尴尬的改变，是市民平等待遇的落实，是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叫不叫“农民工”并不重要，为出生、成长、就业、定居在城市的“二代农民工”“正名”，关键的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如何融入城市？

本月初，来自国家发改委人士称，“全国有1.4亿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扩大内需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政策有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部分农民工人口的城市化问题。”

现在，一些城市谨慎地推出新政，允许“优秀农民工”落户定居。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有的城市，优秀农民工申请落户并不积极，原因是“舍不下老家的地”，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大。其实，对农民工来说，一些地方的新政能否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能否让他们享受到户口背后的市民待遇，是真正贴近他们、吸引他们、解决他们尴尬处境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