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5岁的袁继斌担任“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主席已经5年多，组织调处农民工维权案200余起，为农民工讨回补偿金500多万元；帮扶贫困农民工200多人次，为他们提供帮扶资金200多万元。

可很多人不知道，袁继斌这个主席实际上是“业余”的，他也要承揽拆除工程挣钱吃饭。为了给农民工兄弟办事，他要搭时间、搭钱，可他依然干得非常起劲，他说：“信任是最高的回报，我得到了。”

2004年以来，袁继斌先后荣获河南省、信阳市、大连市“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为农民工兄弟多办实事

2003年11月，河南省信阳市总工会和辽宁省大连市总工会共同协商筹建“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可河南方将拟定的工会主席人选交给农民工代表讨论时却没有通过，很多人提名袁继斌，说袁继斌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袁继斌高中毕业，当过兵，在政府机关当过公务员，又“下海”经商，创业有成，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善良、讲义气，经常帮农民工办事。

刚当选时，袁继斌对工会工作了解不多，之所以同意干，就是觉得那么多人选他是对他的信任，让他感到特别光荣。而且他认准一条：成立工会，就要为农民工兄弟多办实事。

河南信阳（新县）约有7000名农民工在大连从事拆除业，就是将要搬迁的危旧楼扒掉。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没有单位依托，更谈不上签订劳动合同，因此，生活困难等问题过去根本没有人管。成立工会了，袁继斌第一件想干的事就是帮扶困难农民工，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信阳（新县）陈店乡杜湾村张登良一家真是苦命的一家。妻子得肝癌，无钱医治，为了不拖累全家，选择了自杀。张登良两个孩子，儿子患先天性白内障，几近失明。袁继斌将张登良纳入困难帮扶之中，不仅在春节期间送去慰问品，还联系一家医院为他儿子治眼病。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2005年3月，张登良在大连庄河拆房时坠落，不幸身亡。接到报信，袁继斌立刻联系律师前去处理。包工头提出，赔偿不能超过10万元。袁继斌及律师与这位包工头依法、据理力争，最后为张家两个遗孤争来了18万元赔偿金。

知道获得高额赔偿，张登良的两个亲戚急忙赶来，争着领养两个孩子。村里的一位负责人给袁继斌打来电话，告之其中有个亲戚要用这个钱送他自己的孩子出国。

袁继斌立即召集工会干部研究，最后决定：钱由工会保存，一年加1万元利息，两个孩子由工会照顾。

他又与大连一家日资服装厂联系，将张登良的女儿张晓红安排到这家企业，月薪1000多元；将张登良的儿子张南华送到大连盲聋学校，学盲文和按摩，只收生活费。逢年过节，袁继斌都将两个孩子接到家，让他们同样感受到家的温暖。

程绪金、程绪银哥俩儿因工伤造成一个脚残、一个手残，手术后伤势复发，需要再做手术。袁继斌上医院咨询，手术需要4万元。他带头捐出3000元，又号召工会骨干捐款，总共捐了5万元，治好了这哥儿俩的病；农民工杜青春大学毕业的儿子杜鹏换肾需要8万元，袁继斌组织捐款助其顺利手术；农民工黄世存3岁儿子患白血病，袁继斌在一处拆除工地为其募捐；农民工邵庆强患淋巴癌，丧失了生活信心，袁继斌组织捐款4万多元……邵庆强感动地说：“有没有工会，天上地下。”

袁继斌清楚，拆除业是高危行业，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干这活儿。因此，生活困难农民工很多，光靠捐款帮扶帮不过来。袁继斌利用工会组织的优势，与上级工会、民政等部门多方联系，将163名生活困难农民工纳入市、区工会帮扶之中；60名农民工纳入民政救助；还与家乡联系，将农民工纳入农村合作医疗，并通过家乡医疗单位和大连医疗单位联系，解决了河南籍农民工在大连看病问题，并组织办理意外伤害险5000余份。

维权既要无私更要无畏

2006年3月，农民工刘应全拆房时墙倒将其腰骨砸断。包工头王某将刘应全送到医院，扔下200元钱就不管了。刘应全的老乡在医院打电话向袁继斌报告情况。袁继斌立即派一分会主席前去调查。

蛮不讲理的包工头说刘应全是偷东西时被砸的，前去调查的郭家河乡工会主席成善君气愤地说：“我就是搞拆迁的，工地到处是砖头瓦块，有什么好偷的！”

其实，刘应全要求很低，提出给8000元就行。然而，包工头不同意。袁继斌将这位包工头找到工会办公室，请来大连市总法律部的同志进行协调。然而，这位包工头只同意给6000元，袁继斌不同意。为了不耽误刘应全治伤，袁继斌等8名工会骨干每人捐了1000元。

包工头知道给刘应全撑腰的人是袁继斌，派人来威胁他。在袁继斌周六送孩子到体育场踢球时，3个打手抡着西瓜刀，向袁继斌连砍3刀。

几个月后，打手因另案被抓。包工头因怕指使打手砍人案发，忙找人请袁继斌高抬贵手。因为同是河南人，袁继斌没有和他计较，但提出，给刘应全的赔偿不能少。最后，这位包工头给刘应全拿了15000元。

袁继斌说，绝大多数包工头也是河南籍农民工，能承揽到一项拆除工程并不容易，而且利润不高，一旦出现大的工伤或工亡事故，一项工程就要白干，加之很多包工头素质不高，因此，为了减少赔偿，吵、骂、威胁、利诱……经常是什么办法都用。因此，要想真正为农民工维权，既要无私更要无畏。软磨硬泡顶得住，威胁打骂也不能被吓倒。

2005年，大连市进行基层法律顾问制度试点，这让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时常常感到法律知识欠缺的袁继斌欣喜异常，他们成了所在地——大连市西岗区首批试点单位。辽宁国宸律师事务所3名律师成了“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法律顾问，接着，在大连市西岗区司法局的帮助下，又建立起“人民调解委员会”。

依靠法律，袁继斌与他的工会联合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出现农民工被侵害案，接到报案的袁继斌听完情况后经常是第一时间与律师沟通，案情比较复杂的，他干脆叫着律师一起去。

2006年秋，农民工罗传志在大连港拆除工作中不慎从高处摔下，瘫痪了。袁继斌请法律顾问介入，最后为受伤者争取赔偿27万元，是河南信阳农民工在大连从事拆除业以来赔偿最高的。

由于河南信阳农民工从事的是高危行业，工伤、工亡等事故时常发生，成立工会组织前，因争赔偿问题，农民工与包工头经常发生纠纷，钱实在要不来时，农民工的办法是，偷点、抢点、或合伙将包工头揍一顿。因此，河南农民工治安事件不断，成了大连警方防范的重点，每年都要抓几个人，多时有20多人。成立工会后，“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已在河南信阳农民工中叫响，5年多时间，刑事案件为零。

工会联合会刚刚组建时，为发展农民工入会，采取了很多吸引入会的办法，但效果不明显，入会者只有300多人。然而，随着工会联合会一项项服务农民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开展，农民工切实感到工会真是他们的家，入会非常踊跃，现在会员已经达到53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