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法制日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数平均在600万起以上，破案率大约为40%至5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根本不可能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即使在已侦破的案件中，由于相当多的加害人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赔偿能力，不少被害人同样得不到赔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因刑事犯罪已经让被害人饱受侵害之苦，如果再因找不到加害人，或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而导致生活恶化，承受经济困顿的折磨，必然会给被害人带来更深的伤害，而他们本没有任何过错。这无疑与公平正义的原则背道而驰。

导致这一状况，通常最主要的原因是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因诉讼程序不能短期完结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无论是哪一个原因，受害的都是被害人，而被害人本来是没有过错的，是应该得到补偿的。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是个人能力问题，而社会没有救助机制则是制度缺失问题。病人没有钱付住院费，医院可以开启绿色通道；安全事故受害人得不到不法商人的赔偿，地方政府可以救助；而被害人被不法侵害后得不到赔偿，社会也应建立类似的救助机制。

由于生活陷入困境得不到救助，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得不走上上访之路。一些地方也在尝试解决这类问题，通过给予一些临时性救助平息上访，但由于缺乏固定的制度规范，收效并不明显。有些地方也在尝试建立规范化的社会救助机制，如珠海、常州、无锡等地，各自出台了地方性的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办法。这些“破冰”之规开启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社会救助之先河。

然而，这些尝试建立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的地方，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共性问题：一是救助资金匮乏；二是救助对象狭窄；三是救助方式单一；四是救助程序不统一。其中，尤以救助资金匮乏最为突出。

由于救助资金匮乏，导致救助对象不能扩大、救助方式不能多元化，不能充分发挥社会救助机制的作用，这成为制约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最大障碍。借鉴国际惯例，建立全国性的专项救助基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今年3月份，中央政法委等8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捐助。”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的有益尝试固定化，将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本土化，让遭受侵害的刑事受害人摆脱本不该承受的经济困顿，感受社会的正义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