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的6月13日是我们迎来的第4个文化遗产日。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古国，积淀了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态的文化，不仅构成了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着许多保护和发展的问题，甚至是消亡的危险。

传承人决定非遗命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色是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记忆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来说，人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说，“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了衰亡的高峰期。”

譬如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随着扎巴老人辞世，差不多已经到了人亡歌歇的地步。扎巴老人生前，在他的记忆里保存着２５部口传巨著，但随着他的逝世，８部《格萨尔王》亡佚，被“抢救”出来的１７部也只能存在于影像之中。现在能够完整地将史诗唱下来的人已不到１０人，且大多年过花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面临传承人逝世而无人传承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评定传承人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细致严格的程序等问题。

著名学者江玉祥指出，现在各省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在操作，有的省把国家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有的省则把省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因此在省际之间出现了矛盾。

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评选传承人，只能令许多地方发出“究竟谁是传承人”的疑问。

非遗的过度物质化

近年来， 我国“申遗”非常热闹，但在这场“申遗”的热潮中，很多地方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保护文化遗产，而只是为了“文化遗产”标签背后的经济利益。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保意识在增强，但在这股热潮中，也出现了一种‘非物质’过度‘物质化’的功利倾向，值得警惕。”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提醒说。

“这其实是抓住文化遗产热这个机遇，大力提升城市形象与招商引资的一种方式。”一位地方官员道出了为了“占坑”而哄抢式“申遗”的部分原因。

专家们认为，在一哄而上的“申遗”热中，文化遗产的独特性被忽略了，一些真正需要尽快保护的遗产，却因为种种纠缠不清的利益冲突而被搁置。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表示，我们保护了几百、几千个“非遗”项目，可是，如果它们都是出来“作秀”的，那就没有什么保护的价值了。

同时，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不断地包装和改造，已经走了样、变了味。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朝戈金教授说，“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因为这些人首先并不会去尊重文化，他们只会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就会对‘非遗’造成很大冲击。”

许多专家也都在呼吁，一定要注意保护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切不可进行过度商业包装。不同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生存、生长环境，如果被硬生生圈养在狭小的舞台里，仅供人们消遣娱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原生态性。这不是保护民间艺术，而恰恰是割裂了它的血脉。

非遗保护普及很重要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专家们给出的最为一致，也最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普及工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说，“普及工作很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贴近公众。要让大家意识到，文化遗产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文化到处存在，并且就在我们身边。”

“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比民间积极，民众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保护力量都是外加的。”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认为如何增强民众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是个大问题，而要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宣传和教育成为关键。

“只有了解，才能热爱。” 刘锡诚说，“青少年对我们传统文化了解的不够，因此很难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才会追捧一些西方节日。”

冯骥才也认为，“只有人民热爱自己的文化遗产，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地保护文化”。他认为，以法律、教育的方式尊重各族人民的文化，让各族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建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荣誉感和尊严感至关重要。政府和民众只有自觉地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与永久性价值，才能根除当前的文化遗产过度商业化、文化保护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