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昆明时，接连两次，跑到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一次在晚上，一次在白天，就为看西南联大的旧址。在我心中，西南联大是一段不朽的传奇。

4月下旬，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连演两场。我有幸得到该剧三个编剧之一的刘进元先生所赠演出票，欣然前往曾为联大三校之一的北大观看演出。刘进元先生被誉为“京味作家”，除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外，还著有话剧《全是北京人》、《一片苍茫》，现在是作家文摘报的社长。该剧的另外两位编剧，一位是曾任人艺创作室主任的王梓夫，一位是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甘昭沛。

此出话剧的大场景极为简单，就是一处颇富云南特色的“一颗印”民居。之所以称“一颗印”，是因为该住屋形式由正房、左右厢房与门墙合围成一正方形院落，其方正外观如一方印章，故称“一颗印”。“一颗印”式的两层民居布景贯穿始终，幕间转换只变几桌几椅。

“一颗印”的院落即是当年王庆三等一班同学生活学习的地方，又是文理两位教授沈谦之、董嘉良租住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闻一多教授租住的就是这样一处院落。

已入晚年、坐在轮椅上的联大毕业生王庆三，由孙女推着重回联大，忆及往事推开序幕。

按我的理解“文理之辩”、“汉奸之辩”是两条贯穿全剧始终的矛盾主线。

“文理之辩”发生在一文一理两位教授沈谦之、董嘉良之间，而矛盾的焦点则在王庆三身上。起初，王庆三跟沈教授学文，后来董教授发现了王的物理天分。董教授希望王庆三跟随自己转学理，但沈教授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因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苦，加之参加空军的学生杨吉衡在空战中牺牲，沈教授之子沈天鹏也牺牲于缅甸战场，最终被董教授以王庆三学习高能物理将来可以制造大威力武器来对付敌人所说服。也就是说，文与理在求得国家强大上趋向统一。沈教授态度转变的机枢，被剧作者设置在沈教授之子沈天鹏随中国远征军牺牲在缅甸战场的消息传来之后。

另一条矛盾主线就是“汉奸之辩”。这条线主要集中在沈教授与妻子唐若英身上。唐若英由北平南来昆明，带着周作人的亲笔信劝说丈夫沈谦之与一双儿女离开这处地居偏壤，生活艰窘，时有日机袭扰的地方。在妻子看来，联大师生连饭都吃不饱，何谈教与学。况且日军正策划渡过怒江。如果怒江失守，昆明恐变成又一个南京，家将不存！而在沈教授看来，不唯周作人是汉奸，妻子的所作所为也是“汉奸”。实际上，这是沈教授身上的“国民责任”与妻子身上的“私家感情”在激烈碰撞。在这里，剧作者对于“汉奸之辩”的处理，早已超越了“道德义愤”，双方都在自己的角度上“理直气壮”！使得最后的妥协成为可能。夫妻和好在这出话剧里，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丈夫送给妻子一颗石榴，这种符合文学教授身份且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

整出话剧就是以上两条主线结构起来的一部开放式“形散神不散”的大散文。它撷取联大生活的种种细节之“形”，来丰盈西南联大之“神”。

剧中沈教授的两个孩子都在联大读书，沈教授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一丝一毫补助。因此，才有沈教授面对系里急需两千元购买图书，盐商出价两千元要沈教授为其父撰写碑文时的动摇。才有沈教授夫人唐若英自做糕点——“定胜糕”出卖贴补家用的举动。而当年的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两位教授的夫人就曾一道做“定胜糕”，拿出去换钱。还有闻一多治印为生的佳话、朱自清兼课中学的辛酸。

剧中有两位学生参军抗战，一位是杨吉衡，一位就是沈教授的儿子沈天鹏。实际上，抗战八年之中，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前后有834人，梅贻琦校长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的一员。

杨吉衡、沈天鹏两个年轻生命的牺牲是震撼人心的笔墨，这两个场景尽管有雷同之弊，同为演员跑上台报告两人战死的消息，但它仍然催生了我的泪水。至少，我知道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男人还会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