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在垃圾桶旁“捡”到一小纸箱。她没打开就放在洗手间，下班后没见失主就带回家中。后证实是价值超300万元的首饰。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其起诉，检方认为不妥，现此案已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有专家认为梁丽案的意义大于许霆案，是一个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见5月11日《广州日报》）

对于梁丽的行为，到底属于拾物还是盗物，网络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且对警方的起诉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梁丽的行为，从刑罚上如何认定，是司法部门的职责。笔者所关心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法律能否促成梁丽更加积极的摒弃可能存恶的私念。

在不赞同将梁丽之举认定为拾物的观点中有一个理由，梁丽在确认“捡”到的是贵重物品时，并没有第一时间上交有关部门，从而失去了洗脱嫌疑的有利时机。但是，如果《物权法》中规定的“拾物有偿”能够在生活中广泛实践，如果明确拾物者及时上交拾得物可能获得补偿的话，她还会滞留这些物品吗？

关于拾物有偿问题，日本法律明文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物品价值一定比例的酬金；德国民法典则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捡物者有权获得报酬。“拾物有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法律采纳，而且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非常重视保护拾物者的利益，注重激励拾物者积极主动促成拾物的归还，比如规定一定期限内如无人领取，拾物归拾得者所有，拾物者上交越早，对个人越有利。

我国的《物权法》也规定了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但对其中的“必要费用”，因没有明确具体规定，似乎难以落地，意味着把这个皮球踢给了道德。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但现实中往往是拾物者除了承担义务外一无所获。《物权法》出台以来，“拾物有偿”问题一直缺乏代表性的判例，未能激励起更多人积极上交拾得物。

如果“拾物有偿”的“国际惯例”在现实生活中能落地，很难说梁丽不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但愿此案能促使物权法相关细则的不断完善，更加重视对拾物者权益的保护，使“拾物有偿”条款更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