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渴望遇到知音，但是这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说的就是知音的难遇与可贵。“高山流水”的故事，更给知音的珍贵难求，增添了历史的苍凉和神秘。

徐悲鸿一生画马无数，他笔下的马几乎都不戴缰辔。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

徐悲鸿遇到一位马车夫，这个人是一位和善而爱马的老人，只要一举起鞭子，马便扬起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徐悲鸿喜欢如此待马的人，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图送给马车夫，那人一脸迷惑。廖静文从旁解释说：“这画是送给你的。”马车夫眼角潮湿了，他知道眼前的人是画马大师，他的一幅画可以顶他多少年的辛苦收入。他双手接过画作，自言自语地说：“我碰到好人了。”

1929年，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力荐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这时的齐白石已66岁，很多人瞧不起这个草根画家，认为他那些功夫不过是雕虫小技，上不了大雅之堂。而徐悲鸿却大声疾呼：齐白石的画“致广大，尽精微”，“妙造天然”。他对全院的师生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正是因为徐悲鸿的慧眼识才，始终在民间漂泊的齐白石，才走上了中国画坛。这段故事，也成为知音的经典版本。

教育家陶行知与史学家翦伯赞也是难得的知音。翦喜欢吸烟，而陶不吸，所以每有香烟馈赠，陶便转赠与翦。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赠送给陶行知一支好烟。陶用纸包好，托人送给翦伯赞，并附诗一首：“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欣赏着朋友的激励诗，享受着香烟，我们可以想像翦先生的那种人生快乐。

陶行知的另一个好朋友胡适就没有这样的福气，他写了一篇叫做《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说中国有“五个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混乱，却只字未提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一“大鬼”。陶先生毫不客气地写诗指出：“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尽管这种方式会让人感觉不快，但是，毫无疑问也是知音，这里就如医生之于病人。

同样的例子还有李敖对金庸。有一年，金庸得闲到李敖家一叙。李敖对金庸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大财。”当时，金庸表现出极好的君子风度，他先以他那常有的微笑，回应了李敖的严词批评。之后，便很谦虚地向李敖解释他的观点，说自他儿子去世后，他便开始精研佛学，甚至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

但是李敖却不认同，他对金庸说：“佛经上所讲，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虽然感到很窘，但仍没失他的人前君子风度，在很多场合都说李敖是自己的知音。

无论是充满赞赏的惺惺相惜，还是善意或者尖刻的提醒和批评，都是人生的巨大财富，因为都会促使你思考和领悟，因此都属于人生可贵的知音。可恶的，是那种不怀好意的曲意逢迎，居心叵测的恭维赞美。因为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成为你的人生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