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它完全符合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的励志佳话：一位38岁的下岗职工，只有高中学历，8个月前还在蹬三轮车养家糊口，近日却被列入了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并师从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如果公示通过，就意味着三轮车夫蔡伟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转折。不少人津津乐道之余，也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三轮车夫读博会是社会孤本，还是开启新风？

据说，蔡伟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个以高中学历报考复旦大学博士生的考生。毫无疑问，这则佳话背后，既有一位贫寒子弟对学问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的热爱与执著——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言，“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更有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与一所大学开放的胸怀——为招收蔡伟，复旦大学曾专门和教育部进行了沟通，因为即使按照大学自主招收博士生的宽松制度，蔡伟的条件仍然太特殊了。

就在人们热议三轮车夫读博的同时，又传来博士生因担忧论文通不过而自杀身亡的悲剧。事实上，这几年，诸如博士生因论文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的新闻并不鲜见，悲剧的背后与博士教育异化不无关系。社会对于高学历的畸形追求，使很多人把博士当成就业和晋升的“敲门砖”，而非出于学术理想；相应的，学校对于博士生的选拔方式，也导致“入门”者多为应试高手，而非学术精英；在个别学校，有的导师和学生还对“追求学历”的攻博目标心照不宣。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博士生压力大，一方面产生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比如论文抄袭、造假现象。

因此，三轮车夫读博，上名校，不应只是一段佳话，而应成为博士教育朝学术本位回归的风向标，也应成为高校、名校抛弃身份高低、门户之见的风向标。现在，高校、名校流行一股“学术出身”风，有人戏言“出身要正”，“招硕士生，要看你在哪里念的本科；招博士生，要看你在哪里念的硕士”，门户之见比较突出，精英意识深植其中，以致不少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孩子拥有一份“完美简历”而搏杀。正是受这样的潜规则影响，三轮车夫读博才会成为社会的新闻热点。

相比那些纷纷被大学破格录取的社会明星、体育冠军，社会公众更关注三轮车夫读博，是因为这是草根人物挤入学术殿堂的一次标志性胜利。毕竟，在大学破格录取人才的现实语境下，和那些成名之后受到大学优待的明星、冠军以及企业精英们不同的是，蔡伟出身贫寒，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背景，也没有足够的社会渠道展示他的奇才和专长。他能够进入著名学府深造，不应只是个人努力、伯乐赏识、制度变通的“个案”，应成为社会各界为贫寒子弟打通上升渠道的风向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应该说，蔡伟是非常幸运的，遇上了裘锡圭这位伯乐，否则，就算满腹经纶，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他很可能难以逃脱当一辈子三轮车夫的命运。因此，我们不想只把三轮车夫读博看成一个励志故事，单单靠故事去激励更多像他那样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心怀梦想，努力奋斗。现实里，有很多三轮车夫、下岗职工，有很多个蔡伟们，是不是只能寄希望在幸遇良师伯乐上？如果遇不上伯乐，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梦想是不是一辈子也找不到出路？

早前，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警告说，包括进城农民工、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等在内的城市贫弱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并且代际传播态势明显增强。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工的子女摆脱农民工的艰辛命运并不轻松，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还将成为新一代农民工；而低保户的子女同样没有多少提高收入的能力和机会，晋升中高收入阶层的道路变得十分遥远。这一现象表明社会仍然缺乏帮助贫弱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渠道，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变化的向上流动。

建设开放社会、和谐社会必然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无障碍地参与社会流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下岗职工、三轮车夫读博当成佳话和美谈，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使类似的佳话和美谈涌现，让陈旧的羁绊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