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前不久，浙江大学药学院论文剽窃事件发生后，处于风口浪尖的李连达院士无奈地抛出一个理由：自己在不同机构中带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时间不够、精力不够。院士兼职过多，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院士为何兼职多？“院士和聘请单位可以达到互惠互利。”高校在这方面最为明显，他们为争取一些项目聘请兼职院士来“充数”、“撑门面”。如此一来，学校的各项考核指标过了关，院士也能名利双收。

将院士招牌当做谋求私利的道具，任由学术道德日益拜金和功利，这当然应该进行严厉批评，可批评之余，我们更要深思，再漂亮的“花瓶院士”，如果没人欣赏，也注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易碎品。“花瓶院士”走俏的背后，有诸多问题值得追问。

院士学术道德考核机制过于软化。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加大学术道德建设，出台规范细则，比如《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院士兼职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院士应避免过多的社会兼职，正确处理好相关的待遇问题，防止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社会对院士的一些过分特殊的待遇”。可看看学术道德执行情况，有哪位院士因为走穴、兼职过多，而受到了严肃处罚的？

道德考核制度就是摆设，是不带电的高压线。院士走穴现象有增无减，道德滑坡、诚信流失继续加剧，学术空气日益变得浮躁而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与这种过于软化的考评制度关系密切。

炒作院士的这种做法就该受到批评，可有关部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学术项目的考核、资金划拨过程中，都知道院士参与充其量是个幌子，仍不对学术考核和资金划拨标准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对“花瓶制度”执迷不悟，才造成更多院士能得到更多兼职机会。

正如专家所言：希望社会上爱护“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院士”也不要“迁就被炒”。为了杜绝这种学术浮躁，还是从学术考核和评选机制上动手术，淡化名人效应，注重工作成绩；扔掉华而不实，强化实事求是。学术成果最好的实验场是社会实践、火热生活和苍生大地，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不是仅写在计算机上和荣誉证书上。

不妨学学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院士的做法：“从去年起，我辞谢各种应酬，辞谢记者采访。社会兼职只退不进。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话，不再做花瓶。70岁了，来日无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过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应该由我做，我能做，我爱做的事”。院士具有独立自主、摒弃世俗的学术高傲和崇高信仰，“花瓶委员”也就能大大减少。